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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丟書,我們還能做什麼?/阿布思

九月,也許是氣候關係,人心情緒波動起伏很大,小到個人感情、大到事關國家主體性的威脅,都能引起暴風雨式的波瀾!

先是馬總統26日晚間參加完一場國際歡迎晚宴後,準備離開時遭到一名中山大學社會系的學生顏銘緯,高喊「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就朝馬總統丟書,結果這本書先是擊中隨扈的肩膀,接著打中馬總統右腹,當場一片混亂,而這名丟書的大學生,隨即遭維安人員架離。顏銘緯表示他是因為不滿馬總統接受德國媒體專訪時,提到的兩岸統一言論,才會對總統丟出一本書,而書名就叫做《被出賣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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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 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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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 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2013年很「漢娜‧鄂蘭」!全球上映以來即獲高度矚目的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去年十月終於在台灣首映,而早在八月,鄂蘭最具爭議性與知名度的作品《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也由玉山社出版。在台灣社會對官員們一貫以「依法行政」或塘塞卸責或實質壓迫感到厭煩之際,電影主打「邪惡的平庸-揭開依法行政背後的無思極惡」,引導觀眾隨著鄂蘭探討惡的本質,反思黑暗時代的人們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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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理蓮牧師的一封信 (五)/孫理蓮

我們找到另外一間大屋子作為宣教士的房屋。早期普遍認為外國人會很快因為台灣的瘴癘之氣而死亡,因此我認為若我們在台灣能生活得更舒適些,或許會讓我們活得久一些。但當我坐在我們大屋子的階梯上往上瞧,心裡不禁沉了下來。我們的傢俱在房子裡喀喀作響,房子內只有兩張椅子、一張小桌子、一張床,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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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大約18:30。在捷運站出口,一位兜售筆的青年先生引起我的注意。

他向進站,出站的人,舉起他的筆到每個人面前(還有另外一個小東西,我來不及看清處是什麼?),口中唸著:幫幫忙,幫幫忙,...。他雙腳健全,右手臂只有胳膊。在不同的人面前,快速移動他的粗壯身軀。在一波波的人潮中沒有任何收穫之後,他氣餒地往站外方向走。我與淑華,成加慶弟兄,在他的身軀前後,一同往前走。我們都是稍早婉拒過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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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理蓮牧師的一封信 (四)/孫理蓮

有些人可能毫無疑問地讀過《Who Walk Alone》,書中描寫美國大兵在返回文明生活後,發現自己有漢生病。他回到東方,但他的生活太孤單了,讓人不忍心再讀下去。但並非只有漢生病患的生活是寂寞的,每個人在心裡、靈魂、記憶的某個角落其實都有孤獨的部分,都是「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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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隊是一個服事的團契」指揮紀盈長老好多次這樣提醒大家,而在今年八月底的音樂靈修營,我們一起經歷了口唱、心和,聖歌隊員們同心服事的美好。感謝上帝,為期兩天一夜的音樂靈修營,我們在課程活動中有音樂服事的學習,也有信仰靈命的分享和深省,而整個營會本身,更是聖歌隊全體總動員的同工服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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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理蓮牧師的一封信 (三)/孫理蓮

也許有人會這麼問:「婆羅洲人的生死與我們何干?」你還記得聖經上說:「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我們記得婆羅洲居民的渴求,就好像那也是我們的願望一樣。他們需要福音、需要醫生,他們的需求就是我們的需求,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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