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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極權主義的時代？ 從漢娜‧鄂蘭傳記電影《真理無懼》談起（二）／林淑芬
作者: 東門教會 日期: 2014-09-28 14:34
「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 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面對現象，我們需要的是理解
另一條貫穿影片的主題是鄂蘭與海德格的師生戀。18歲女學生與35歲已婚教授的婚外情，因兩人在學術圈的份量與名氣、海德格在1933年宣布加入納粹，及鄂蘭身為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等事實，一直以來始終是最佳八卦題材。Elzbieta Ettinger首先取得鄂蘭的私人書信，寫就《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Hannah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Ettinger強烈的主觀書寫，大大傷害了鄂蘭的形象--一個重量級女性政治理論家竟成愛昏頭的小女子，Ettinger的書引發一連串的波濤，鄂蘭學者連番為她辯護。因此，拍鄂蘭傳記，要如何呈現鄂蘭與海德格的這段過往，其困難可想而知。本片導演很有技巧地以「思考」來串聯起兩人的關係，如前述鄂蘭強調艾希曼思考的匱乏，因此，在艾希曼大審過後，鄂蘭更加著力於有關「思考」的論述，而對於「思考」的學習，正是受到海德格的啟蒙。海德格與鄂蘭之間不只是私人情感的連結，更是智性關係的連結，在片中，鄂蘭向閨中密友瑪麗（Mary McCarthy）坦承，海德格對她而言，「已經超越了個別存在」。鄂蘭與海德格的關係在1933年海德格加入納粹後暫告中斷，1950年代復合，一如面對艾希曼，「試圖了解並不等於原諒」，她以理解取代責難，以寬容取代撻伐，戰後仍與海德格保持聯繫，並在其作品中既承繼又批判、改造了海德格的思想。
隱蔽的神學？
鄂蘭針對海德格屢遭批評的獨我論傾向，更加側重發展共同體的概念，但其共同體的形塑不是極權主義式的集體概念，而是尊重個體獨特性，從個體意識出發，發展出互為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就此而言，「複數性」（plurality，或譯為多元性）和「公共領域」（政治領域）是鄂蘭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是以複數性的型態存在於這個世界，任何人都是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其獨特性唯有在公共領域才能獲得顯現。她以希臘城邦作為政治分析的模型，嚴格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是差異性、獨特性展現的場域，民主政治的運作使個人透過言語與行動展現其差異性與獨特性，相對於公共領域，私領域的家庭則是家長式的統治形態，在一人統治、其餘者服從的模式下，即使多人也宛如一人，個人的獨特性完全被抹消，只能稱之為人「類」（human），而不能稱之為人（person）。
極權主義便是起源於對獨一性、一元論的尊崇，對複數性的貶抑。然而，人的受造卻是複數的，在《人的境況》中，鄂蘭詮釋聖經《創世記》中亞當、夏娃受造的段落，認為人之受造一開始就是複數的，是「二」而不是「一」（先造亞當，再從亞當造出夏娃）。在此一脈絡下，我們不難感受到她亟欲自被破壞之西方文化信念中，恢復這樣一種信仰：透過人們的拯救行動，讓世界獲得救贖，這行動在於使世界成為家園（a home），在這個家園當中，沒有人被遺落。這樣一種信仰的深度與廣度使她的政治思想被某些學者稱為「隱蔽的神學」（covert theology），然而，她每每論及基督宗教卻經常是批判的，身為猶太人，博士論文以奧古斯丁為題，鄂蘭的思想與基督宗教的關聯為何？
鄂蘭的政治理論本質上並非神學，她也一再提及，她所處理的問題可能是神學的，但語言與方法卻絕非神學的，奧古斯丁對她而言，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她承繼了海德格的方法論，對基督宗教之宗教語言與經驗進行「形式的解神學化」（formalizing detheologization），繼而以政治的理路來思考人的有限性與可能性。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彼世信仰、看重個人是否獲得救贖，導致對世界的疏離，而強調對宗教性絕對道德的服從，更為極權主義提供沃土；她認同奧古斯丁所言「我成了我自己的問題」，既是如此，我對於愛與真理的理解永遠無法完全，當然也不能被絕對化，然而，基督「宗教」對於真理與愛的理解卻是絕對性的，要求服從...。她在批判基督宗教的同時，卻又頌讚拿撒勒人耶穌是行動的典範，由此可見，對她而言，「耶穌比宗教大」，神學或宗教所面對的問題比它所提供的答案更重要，更需要每個尋道者去思考。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私有化、體制化宗教對個人獨特性的壓抑等，這些批判在當代的公共神學中亦可窺見其軌跡，而當前台灣教會所面對的教會增長量化（個人得救當道）、公共參與弱化、反對同性戀、成功神學等挑戰，竟出人意表地切中了鄂蘭的反思。
極權主義從未消失
終生貫徹「沒有欄杆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抗拒取暖政治，見證何謂獨立思考的漢娜‧鄂蘭，有著多重身分：女性、猶太人、具有歐陸哲學背景，卻成名美國的政治理論家，但她在承認自己既予生命事實的同時卻又對其有超越的理解：身為女性知識份子但不接受一般意義下的女性主義論點、身為猶太人卻不認同猶太民族主義、出身哲學卻反哲學，終身致力於調解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張力。
鄂蘭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精闢見解，曾吸引無數知識菁英，邁入21世紀，鄂蘭的名號似乎方興未艾，在台灣情境下，因為學者出身的行政院長以鄂蘭學者著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在嘲諷與弔詭之外，更加令人感嘆的是，鄂蘭熱潮所意味的，竟是極權主義從未消失，甚至，與我們近身相搏！(完)
註：就此點來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二○一三年）並非精確的翻譯，惡雖然平庸、浮淺、無根，卻不平凡，乃是極端。
（原載於曠野雜誌第190期，2014年7-8月出刊）
面對現象，我們需要的是理解
另一條貫穿影片的主題是鄂蘭與海德格的師生戀。18歲女學生與35歲已婚教授的婚外情，因兩人在學術圈的份量與名氣、海德格在1933年宣布加入納粹，及鄂蘭身為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等事實，一直以來始終是最佳八卦題材。Elzbieta Ettinger首先取得鄂蘭的私人書信，寫就《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Hannah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Ettinger強烈的主觀書寫，大大傷害了鄂蘭的形象--一個重量級女性政治理論家竟成愛昏頭的小女子，Ettinger的書引發一連串的波濤，鄂蘭學者連番為她辯護。因此，拍鄂蘭傳記，要如何呈現鄂蘭與海德格的這段過往，其困難可想而知。本片導演很有技巧地以「思考」來串聯起兩人的關係，如前述鄂蘭強調艾希曼思考的匱乏，因此，在艾希曼大審過後，鄂蘭更加著力於有關「思考」的論述，而對於「思考」的學習，正是受到海德格的啟蒙。海德格與鄂蘭之間不只是私人情感的連結，更是智性關係的連結，在片中，鄂蘭向閨中密友瑪麗（Mary McCarthy）坦承，海德格對她而言，「已經超越了個別存在」。鄂蘭與海德格的關係在1933年海德格加入納粹後暫告中斷，1950年代復合，一如面對艾希曼，「試圖了解並不等於原諒」，她以理解取代責難，以寬容取代撻伐，戰後仍與海德格保持聯繫，並在其作品中既承繼又批判、改造了海德格的思想。
隱蔽的神學？
鄂蘭針對海德格屢遭批評的獨我論傾向，更加側重發展共同體的概念，但其共同體的形塑不是極權主義式的集體概念，而是尊重個體獨特性，從個體意識出發，發展出互為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就此而言，「複數性」（plurality，或譯為多元性）和「公共領域」（政治領域）是鄂蘭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是以複數性的型態存在於這個世界，任何人都是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其獨特性唯有在公共領域才能獲得顯現。她以希臘城邦作為政治分析的模型，嚴格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是差異性、獨特性展現的場域，民主政治的運作使個人透過言語與行動展現其差異性與獨特性，相對於公共領域，私領域的家庭則是家長式的統治形態，在一人統治、其餘者服從的模式下，即使多人也宛如一人，個人的獨特性完全被抹消，只能稱之為人「類」（human），而不能稱之為人（person）。
極權主義便是起源於對獨一性、一元論的尊崇，對複數性的貶抑。然而，人的受造卻是複數的，在《人的境況》中，鄂蘭詮釋聖經《創世記》中亞當、夏娃受造的段落，認為人之受造一開始就是複數的，是「二」而不是「一」（先造亞當，再從亞當造出夏娃）。在此一脈絡下，我們不難感受到她亟欲自被破壞之西方文化信念中，恢復這樣一種信仰：透過人們的拯救行動，讓世界獲得救贖，這行動在於使世界成為家園（a home），在這個家園當中，沒有人被遺落。這樣一種信仰的深度與廣度使她的政治思想被某些學者稱為「隱蔽的神學」（covert theology），然而，她每每論及基督宗教卻經常是批判的，身為猶太人，博士論文以奧古斯丁為題，鄂蘭的思想與基督宗教的關聯為何？
鄂蘭的政治理論本質上並非神學，她也一再提及，她所處理的問題可能是神學的，但語言與方法卻絕非神學的，奧古斯丁對她而言，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她承繼了海德格的方法論，對基督宗教之宗教語言與經驗進行「形式的解神學化」（formalizing detheologization），繼而以政治的理路來思考人的有限性與可能性。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彼世信仰、看重個人是否獲得救贖，導致對世界的疏離，而強調對宗教性絕對道德的服從，更為極權主義提供沃土；她認同奧古斯丁所言「我成了我自己的問題」，既是如此，我對於愛與真理的理解永遠無法完全，當然也不能被絕對化，然而，基督「宗教」對於真理與愛的理解卻是絕對性的，要求服從...。她在批判基督宗教的同時，卻又頌讚拿撒勒人耶穌是行動的典範，由此可見，對她而言，「耶穌比宗教大」，神學或宗教所面對的問題比它所提供的答案更重要，更需要每個尋道者去思考。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私有化、體制化宗教對個人獨特性的壓抑等，這些批判在當代的公共神學中亦可窺見其軌跡，而當前台灣教會所面對的教會增長量化（個人得救當道）、公共參與弱化、反對同性戀、成功神學等挑戰，竟出人意表地切中了鄂蘭的反思。
極權主義從未消失
終生貫徹「沒有欄杆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抗拒取暖政治，見證何謂獨立思考的漢娜‧鄂蘭，有著多重身分：女性、猶太人、具有歐陸哲學背景，卻成名美國的政治理論家，但她在承認自己既予生命事實的同時卻又對其有超越的理解：身為女性知識份子但不接受一般意義下的女性主義論點、身為猶太人卻不認同猶太民族主義、出身哲學卻反哲學，終身致力於調解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張力。
鄂蘭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精闢見解，曾吸引無數知識菁英，邁入21世紀，鄂蘭的名號似乎方興未艾，在台灣情境下，因為學者出身的行政院長以鄂蘭學者著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在嘲諷與弔詭之外，更加令人感嘆的是，鄂蘭熱潮所意味的，竟是極權主義從未消失，甚至，與我們近身相搏！(完)
註：就此點來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二○一三年）並非精確的翻譯，惡雖然平庸、浮淺、無根，卻不平凡，乃是極端。
（原載於曠野雜誌第190期，2014年7-8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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