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主義的時代? 從漢娜‧鄂蘭傳記電影《真理無懼》談起(二)/林淑芬

「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 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面對現象,我們需要的是理解
另一條貫穿影片的主題是鄂蘭與海德格的師生戀。18歲女學生與35歲已婚教授的婚外情,因兩人在學術圈的份量與名氣、海德格在1933年宣布加入納粹,及鄂蘭身為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等事實,一直以來始終是最佳八卦題材。Elzbieta Ettinger首先取得鄂蘭的私人書信,寫就《女哲學家與她的情人》(Hannah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Ettinger強烈的主觀書寫,大大傷害了鄂蘭的形象--一個重量級女性政治理論家竟成愛昏頭的小女子,Ettinger的書引發一連串的波濤,鄂蘭學者連番為她辯護。因此,拍鄂蘭傳記,要如何呈現鄂蘭與海德格的這段過往,其困難可想而知。本片導演很有技巧地以「思考」來串聯起兩人的關係,如前述鄂蘭強調艾希曼思考的匱乏,因此,在艾希曼大審過後,鄂蘭更加著力於有關「思考」的論述,而對於「思考」的學習,正是受到海德格的啟蒙。海德格與鄂蘭之間不只是私人情感的連結,更是智性關係的連結,在片中,鄂蘭向閨中密友瑪麗(Mary McCarthy)坦承,海德格對她而言,「已經超越了個別存在」。鄂蘭與海德格的關係在1933年海德格加入納粹後暫告中斷,1950年代復合,一如面對艾希曼,「試圖了解並不等於原諒」,她以理解取代責難,以寬容取代撻伐,戰後仍與海德格保持聯繫,並在其作品中既承繼又批判、改造了海德格的思想。

隱蔽的神學?
鄂蘭針對海德格屢遭批評的獨我論傾向,更加側重發展共同體的概念,但其共同體的形塑不是極權主義式的集體概念,而是尊重個體獨特性,從個體意識出發,發展出互為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就此而言,「複數性」(plurality,或譯為多元性)和「公共領域」(政治領域)是鄂蘭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是以複數性的型態存在於這個世界,任何人都是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其獨特性唯有在公共領域才能獲得顯現。她以希臘城邦作為政治分析的模型,嚴格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是差異性、獨特性展現的場域,民主政治的運作使個人透過言語與行動展現其差異性與獨特性,相對於公共領域,私領域的家庭則是家長式的統治形態,在一人統治、其餘者服從的模式下,即使多人也宛如一人,個人的獨特性完全被抹消,只能稱之為人「類」(human),而不能稱之為人(person)。

極權主義便是起源於對獨一性、一元論的尊崇,對複數性的貶抑。然而,人的受造卻是複數的,在《人的境況》中,鄂蘭詮釋聖經《創世記》中亞當、夏娃受造的段落,認為人之受造一開始就是複數的,是「二」而不是「一」(先造亞當,再從亞當造出夏娃)。在此一脈絡下,我們不難感受到她亟欲自被破壞之西方文化信念中,恢復這樣一種信仰:透過人們的拯救行動,讓世界獲得救贖,這行動在於使世界成為家園(a home),在這個家園當中,沒有人被遺落。這樣一種信仰的深度與廣度使她的政治思想被某些學者稱為「隱蔽的神學」(covert theology),然而,她每每論及基督宗教卻經常是批判的,身為猶太人,博士論文以奧古斯丁為題,鄂蘭的思想與基督宗教的關聯為何?

鄂蘭的政治理論本質上並非神學,她也一再提及,她所處理的問題可能是神學的,但語言與方法卻絕非神學的,奧古斯丁對她而言,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她承繼了海德格的方法論,對基督宗教之宗教語言與經驗進行「形式的解神學化」(formalizing detheologization),繼而以政治的理路來思考人的有限性與可能性。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彼世信仰、看重個人是否獲得救贖,導致對世界的疏離,而強調對宗教性絕對道德的服從,更為極權主義提供沃土;她認同奧古斯丁所言「我成了我自己的問題」,既是如此,我對於愛與真理的理解永遠無法完全,當然也不能被絕對化,然而,基督「宗教」對於真理與愛的理解卻是絕對性的,要求服從...。她在批判基督宗教的同時,卻又頌讚拿撒勒人耶穌是行動的典範,由此可見,對她而言,「耶穌比宗教大」,神學或宗教所面對的問題比它所提供的答案更重要,更需要每個尋道者去思考。鄂蘭批判基督宗教的私有化、體制化宗教對個人獨特性的壓抑等,這些批判在當代的公共神學中亦可窺見其軌跡,而當前台灣教會所面對的教會增長量化(個人得救當道)、公共參與弱化、反對同性戀、成功神學等挑戰,竟出人意表地切中了鄂蘭的反思。

極權主義從未消失
終生貫徹「沒有欄杆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抗拒取暖政治,見證何謂獨立思考的漢娜‧鄂蘭,有著多重身分:女性、猶太人、具有歐陸哲學背景,卻成名美國的政治理論家,但她在承認自己既予生命事實的同時卻又對其有超越的理解:身為女性知識份子但不接受一般意義下的女性主義論點、身為猶太人卻不認同猶太民族主義、出身哲學卻反哲學,終身致力於調解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張力。

鄂蘭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精闢見解,曾吸引無數知識菁英,邁入21世紀,鄂蘭的名號似乎方興未艾,在台灣情境下,因為學者出身的行政院長以鄂蘭學者著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在嘲諷與弔詭之外,更加令人感嘆的是,鄂蘭熱潮所意味的,竟是極權主義從未消失,甚至,與我們近身相搏!(完)

註:就此點來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二○一三年)並非精確的翻譯,惡雖然平庸、浮淺、無根,卻不平凡,乃是極端。

(原載於曠野雜誌第190期,2014年7-8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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