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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極權主義的時代？ 從漢娜‧鄂蘭傳記電影《真理無懼》談起（一）／林淑芬
作者: 東門教會 日期: 2014-09-21 17:06
「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 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2013年很「漢娜‧鄂蘭」！全球上映以來即獲高度矚目的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去年十月終於在台灣首映，而早在八月，鄂蘭最具爭議性與知名度的作品《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也由玉山社出版。在台灣社會對官員們一貫以「依法行政」或塘塞卸責或實質壓迫感到厭煩之際，電影主打「邪惡的平庸-揭開依法行政背後的無思極惡」，引導觀眾隨著鄂蘭探討惡的本質，反思黑暗時代的人們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與責任。
以艾希曼審判為主軸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是猶太裔女性政治理論家，曾受教於當代大哲海德格，在雅斯培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及至納粹掌權，身為猶太人且為猶太復國組織工作的鄂蘭遭到德國政府短暫拘留後，幸運逃離德國，在法國巴黎停留數年，於巴黎遭納粹控制後，再度被送至拘留營，最後逃往美國。鄂蘭先是為雜誌撰稿，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並以《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等著作奠定其學術地位，1975年猝死，晚年重要著作《心智生命》第三卷〈判斷〉因此未及完成（前兩卷為〈思考〉及〈意志〉）。該片作為鄂蘭的傳記電影，大致呈現鄂蘭生平三個主要的事件：與海德格的師生戀、歐洲文明崩毀、納粹掌權下遭迫害的極權主義生命經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而又以艾希曼大審為主軸，畢竟多數人是透過她在艾希曼審判中所提出的「惡的平庸性」概念才開始認識漢娜．鄂蘭。
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猶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在滅絕猶太人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戰後，他藏身於阿根廷16年，直到以色列情報組織得知他的下落，將其綁赴以色列，並於1961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影片的敘事從艾希曼被綁，即將在耶路撒冷被審判開始，鄂蘭向《紐約客》雜誌請纓，前往採訪報導，她的先生布魯歇爾（Heinrich Bluecher）不願她重溫恐怖的回憶，意圖打消她的念頭，但她向布魯歇爾表示，正是因為如此，她才更需要去理解此一恐怖經驗的真相。眾好友為她餞行，席間，鄂蘭的先生布魯歇爾首先質疑耶路撒冷審判的正當性，因為二次戰後即設有審判納粹戰犯的國際法庭，以色列自行審判艾希曼的意圖昭然若揭，他們要以受害者的立場審判這段歷史，而非艾希曼這個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這場審判的重點是歷史，而非個人，」（事實證明，在耶路撒冷審判中，大部分證人的證詞與艾希曼個人無關）。然而，鄂蘭多年好友、同為海德格猶太學生之一的約納斯（Hans Jonas，曾加入英軍，對抗納粹）卻主張以色列有神聖的權力在世界面前審判艾希曼，兩人起了爭執，而在這一點上，鄂蘭顯然贊同約納斯。
唯有思考可以抗拒惡
在審判台前的艾希曼完全顛覆鄂蘭的想像，在她眼前的艾希曼不是甚麼惡魔，卻只是個因為感冒不斷擰鼻涕的平凡人，她完全無法想像這樣一個平凡的人會犯下如此極端之惡。艾希曼自稱從小遵從康德所言的道德命令，像他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在那樣極端的歷史時刻，他會是大家心目中循規蹈矩、奉公守法的「好人」，但是，今日讓他成為納粹戰犯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他在極權主義的時代，奉命執行上級命令--依法行政的官僚倫理，將無數猶太人送進滅絕營，此一罪惡並非來自於西方傳統所認為的，大部分人所能犯的惡事都來自於自私的動機，而是來自於艾希曼缺乏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匱乏讓他失去分辨對錯、是非的能力，不加思辨地接受、服從一套外來的制度或法律（納粹以「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權，也以「合法」的方式迫害猶太人），而這也正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採取的立場，這些人即使未參與納粹，卻是默默接受這套法律，戰後，同樣的一群人又接受了納粹時期法律的對立面，而完全無違和感。換句話說，在歐洲文明崩毀的黑暗時刻，大多數人早已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思考能力，道德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套可以隨意更換的說法。這個時代的惡行已經向我們展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艾希曼，「正義」不是處決我們認為罪大惡極的人，惡也不會因為某些「惡魔」被消滅而停止，只要思考匱乏的情形繼續存在，惡的現象（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界定惡的現象為抹消一切個別性與獨特性）就會不斷蔓延，因為惡是無根的，正因無根，所以可以隨意蔓延，四處尋找可吞吃的人。唯有內心沉默對話的思考活動可以讓人明白道德真正的意義，確保個人道德的完整性，亦即人的獨立自主性，從而從阻止任何意圖抹消他人獨特性與個別性的惡出現。鄂蘭將上述20世紀的罪惡本質稱之為「惡的平庸性」，意即惡是浮淺且無根的，隨時等候依附在任何一個無思的個人乃至於崩毀的時代（註）。
鄂蘭針對艾希曼大審在《紐約客》雜誌發表系列文章，引發軒然大波，其看法遭到扭曲誤解，被認為是在替艾希曼辯解，事實上，儘管艾希曼在法庭上自辯自己不過是小齒輪罷了（「齒輪理論」是當時納粹戰犯一貫的自辯卸責之詞），鄂蘭仍同意他必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艾希曼被以「反人類罪」起訴，判決絞刑），因為「要回應一個人只是系統之中的一個齒輪或輪子這類的藉口，我們只需問：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變成一個齒論或繼續當一個齒輪？」
耶路撒冷大審報導另一項令人難以面對的事實是，鄂蘭據實記載了猶太領袖在納粹掌權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當時猶太領袖涉嫌將猶太社群的邊緣人交付納粹，雖然猶太人遭受迫害是事實，但若非猶太領袖此舉，死亡數字不會高達六百萬。受害者竟然成了加害者，此舉完全激怒了猶太人。她的猶太同胞對她群起撻伐，她視之如父的忘年友人庫特（Kurt Blumenfeld，曾任猶太復國組織主席）不解地問：「妳不愛以色列嗎？你不愛自己的同胞？」鄂蘭回答：「我不曾愛過任何民族，為何該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只懂這種愛...庫特，我愛你...，」畢生好友約納斯也與她絕交，惡意的批評、撻伐、論戰紛至杳來。鄂蘭被置於風暴的核心，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到這種道德的謬誤，一如當劇作家侯胡特（Rolf Hochhuth）指出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在納粹時期的不作為時，群眾並不關注侯胡特所指出的內容，卻將批評焦點放在侯伯特身上。（待續）
2013年很「漢娜‧鄂蘭」！全球上映以來即獲高度矚目的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去年十月終於在台灣首映，而早在八月，鄂蘭最具爭議性與知名度的作品《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也由玉山社出版。在台灣社會對官員們一貫以「依法行政」或塘塞卸責或實質壓迫感到厭煩之際，電影主打「邪惡的平庸-揭開依法行政背後的無思極惡」，引導觀眾隨著鄂蘭探討惡的本質，反思黑暗時代的人們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與責任。
以艾希曼審判為主軸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是猶太裔女性政治理論家，曾受教於當代大哲海德格，在雅斯培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及至納粹掌權，身為猶太人且為猶太復國組織工作的鄂蘭遭到德國政府短暫拘留後，幸運逃離德國，在法國巴黎停留數年，於巴黎遭納粹控制後，再度被送至拘留營，最後逃往美國。鄂蘭先是為雜誌撰稿，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並以《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等著作奠定其學術地位，1975年猝死，晚年重要著作《心智生命》第三卷〈判斷〉因此未及完成（前兩卷為〈思考〉及〈意志〉）。該片作為鄂蘭的傳記電影，大致呈現鄂蘭生平三個主要的事件：與海德格的師生戀、歐洲文明崩毀、納粹掌權下遭迫害的極權主義生命經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而又以艾希曼大審為主軸，畢竟多數人是透過她在艾希曼審判中所提出的「惡的平庸性」概念才開始認識漢娜．鄂蘭。
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猶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在滅絕猶太人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戰後，他藏身於阿根廷16年，直到以色列情報組織得知他的下落，將其綁赴以色列，並於1961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影片的敘事從艾希曼被綁，即將在耶路撒冷被審判開始，鄂蘭向《紐約客》雜誌請纓，前往採訪報導，她的先生布魯歇爾（Heinrich Bluecher）不願她重溫恐怖的回憶，意圖打消她的念頭，但她向布魯歇爾表示，正是因為如此，她才更需要去理解此一恐怖經驗的真相。眾好友為她餞行，席間，鄂蘭的先生布魯歇爾首先質疑耶路撒冷審判的正當性，因為二次戰後即設有審判納粹戰犯的國際法庭，以色列自行審判艾希曼的意圖昭然若揭，他們要以受害者的立場審判這段歷史，而非艾希曼這個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這場審判的重點是歷史，而非個人，」（事實證明，在耶路撒冷審判中，大部分證人的證詞與艾希曼個人無關）。然而，鄂蘭多年好友、同為海德格猶太學生之一的約納斯（Hans Jonas，曾加入英軍，對抗納粹）卻主張以色列有神聖的權力在世界面前審判艾希曼，兩人起了爭執，而在這一點上，鄂蘭顯然贊同約納斯。
唯有思考可以抗拒惡
在審判台前的艾希曼完全顛覆鄂蘭的想像，在她眼前的艾希曼不是甚麼惡魔，卻只是個因為感冒不斷擰鼻涕的平凡人，她完全無法想像這樣一個平凡的人會犯下如此極端之惡。艾希曼自稱從小遵從康德所言的道德命令，像他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在那樣極端的歷史時刻，他會是大家心目中循規蹈矩、奉公守法的「好人」，但是，今日讓他成為納粹戰犯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他在極權主義的時代，奉命執行上級命令--依法行政的官僚倫理，將無數猶太人送進滅絕營，此一罪惡並非來自於西方傳統所認為的，大部分人所能犯的惡事都來自於自私的動機，而是來自於艾希曼缺乏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匱乏讓他失去分辨對錯、是非的能力，不加思辨地接受、服從一套外來的制度或法律（納粹以「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權，也以「合法」的方式迫害猶太人），而這也正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採取的立場，這些人即使未參與納粹，卻是默默接受這套法律，戰後，同樣的一群人又接受了納粹時期法律的對立面，而完全無違和感。換句話說，在歐洲文明崩毀的黑暗時刻，大多數人早已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思考能力，道德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套可以隨意更換的說法。這個時代的惡行已經向我們展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艾希曼，「正義」不是處決我們認為罪大惡極的人，惡也不會因為某些「惡魔」被消滅而停止，只要思考匱乏的情形繼續存在，惡的現象（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界定惡的現象為抹消一切個別性與獨特性）就會不斷蔓延，因為惡是無根的，正因無根，所以可以隨意蔓延，四處尋找可吞吃的人。唯有內心沉默對話的思考活動可以讓人明白道德真正的意義，確保個人道德的完整性，亦即人的獨立自主性，從而從阻止任何意圖抹消他人獨特性與個別性的惡出現。鄂蘭將上述20世紀的罪惡本質稱之為「惡的平庸性」，意即惡是浮淺且無根的，隨時等候依附在任何一個無思的個人乃至於崩毀的時代（註）。
鄂蘭針對艾希曼大審在《紐約客》雜誌發表系列文章，引發軒然大波，其看法遭到扭曲誤解，被認為是在替艾希曼辯解，事實上，儘管艾希曼在法庭上自辯自己不過是小齒輪罷了（「齒輪理論」是當時納粹戰犯一貫的自辯卸責之詞），鄂蘭仍同意他必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艾希曼被以「反人類罪」起訴，判決絞刑），因為「要回應一個人只是系統之中的一個齒輪或輪子這類的藉口，我們只需問：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變成一個齒論或繼續當一個齒輪？」
耶路撒冷大審報導另一項令人難以面對的事實是，鄂蘭據實記載了猶太領袖在納粹掌權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當時猶太領袖涉嫌將猶太社群的邊緣人交付納粹，雖然猶太人遭受迫害是事實，但若非猶太領袖此舉，死亡數字不會高達六百萬。受害者竟然成了加害者，此舉完全激怒了猶太人。她的猶太同胞對她群起撻伐，她視之如父的忘年友人庫特（Kurt Blumenfeld，曾任猶太復國組織主席）不解地問：「妳不愛以色列嗎？你不愛自己的同胞？」鄂蘭回答：「我不曾愛過任何民族，為何該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只懂這種愛...庫特，我愛你...，」畢生好友約納斯也與她絕交，惡意的批評、撻伐、論戰紛至杳來。鄂蘭被置於風暴的核心，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到這種道德的謬誤，一如當劇作家侯胡特（Rolf Hochhuth）指出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在納粹時期的不作為時，群眾並不關注侯胡特所指出的內容，卻將批評焦點放在侯伯特身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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