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主義的時代? 從漢娜‧鄂蘭傳記電影《真理無懼》談起(一)/林淑芬

「如果一個人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被迫害,他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分來捍衛自己。 不是作為德國人,不是作為世界公民,不是作為人權的擁有者,或其他。」---Hannah Arendt

2013年很「漢娜‧鄂蘭」!全球上映以來即獲高度矚目的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去年十月終於在台灣首映,而早在八月,鄂蘭最具爭議性與知名度的作品《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也由玉山社出版。在台灣社會對官員們一貫以「依法行政」或塘塞卸責或實質壓迫感到厭煩之際,電影主打「邪惡的平庸-揭開依法行政背後的無思極惡」,引導觀眾隨著鄂蘭探討惡的本質,反思黑暗時代的人們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與責任。

以艾希曼審判為主軸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是猶太裔女性政治理論家,曾受教於當代大哲海德格,在雅斯培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及至納粹掌權,身為猶太人且為猶太復國組織工作的鄂蘭遭到德國政府短暫拘留後,幸運逃離德國,在法國巴黎停留數年,於巴黎遭納粹控制後,再度被送至拘留營,最後逃往美國。鄂蘭先是為雜誌撰稿,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並以《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等著作奠定其學術地位,1975年猝死,晚年重要著作《心智生命》第三卷〈判斷〉因此未及完成(前兩卷為〈思考〉及〈意志〉)。該片作為鄂蘭的傳記電影,大致呈現鄂蘭生平三個主要的事件:與海德格的師生戀、歐洲文明崩毀、納粹掌權下遭迫害的極權主義生命經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而又以艾希曼大審為主軸,畢竟多數人是透過她在艾希曼審判中所提出的「惡的平庸性」概念才開始認識漢娜.鄂蘭。

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猶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在滅絕猶太人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戰後,他藏身於阿根廷16年,直到以色列情報組織得知他的下落,將其綁赴以色列,並於1961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影片的敘事從艾希曼被綁,即將在耶路撒冷被審判開始,鄂蘭向《紐約客》雜誌請纓,前往採訪報導,她的先生布魯歇爾(Heinrich Bluecher)不願她重溫恐怖的回憶,意圖打消她的念頭,但她向布魯歇爾表示,正是因為如此,她才更需要去理解此一恐怖經驗的真相。眾好友為她餞行,席間,鄂蘭的先生布魯歇爾首先質疑耶路撒冷審判的正當性,因為二次戰後即設有審判納粹戰犯的國際法庭,以色列自行審判艾希曼的意圖昭然若揭,他們要以受害者的立場審判這段歷史,而非艾希曼這個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這場審判的重點是歷史,而非個人,」(事實證明,在耶路撒冷審判中,大部分證人的證詞與艾希曼個人無關)。然而,鄂蘭多年好友、同為海德格猶太學生之一的約納斯(Hans Jonas,曾加入英軍,對抗納粹)卻主張以色列有神聖的權力在世界面前審判艾希曼,兩人起了爭執,而在這一點上,鄂蘭顯然贊同約納斯。

唯有思考可以抗拒惡
在審判台前的艾希曼完全顛覆鄂蘭的想像,在她眼前的艾希曼不是甚麼惡魔,卻只是個因為感冒不斷擰鼻涕的平凡人,她完全無法想像這樣一個平凡的人會犯下如此極端之惡。艾希曼自稱從小遵從康德所言的道德命令,像他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在那樣極端的歷史時刻,他會是大家心目中循規蹈矩、奉公守法的「好人」,但是,今日讓他成為納粹戰犯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他在極權主義的時代,奉命執行上級命令--依法行政的官僚倫理,將無數猶太人送進滅絕營,此一罪惡並非來自於西方傳統所認為的,大部分人所能犯的惡事都來自於自私的動機,而是來自於艾希曼缺乏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匱乏讓他失去分辨對錯、是非的能力,不加思辨地接受、服從一套外來的制度或法律(納粹以「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權,也以「合法」的方式迫害猶太人),而這也正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採取的立場,這些人即使未參與納粹,卻是默默接受這套法律,戰後,同樣的一群人又接受了納粹時期法律的對立面,而完全無違和感。換句話說,在歐洲文明崩毀的黑暗時刻,大多數人早已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思考能力,道德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套可以隨意更換的說法。這個時代的惡行已經向我們展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艾希曼,「正義」不是處決我們認為罪大惡極的人,惡也不會因為某些「惡魔」被消滅而停止,只要思考匱乏的情形繼續存在,惡的現象(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界定惡的現象為抹消一切個別性與獨特性)就會不斷蔓延,因為惡是無根的,正因無根,所以可以隨意蔓延,四處尋找可吞吃的人。唯有內心沉默對話的思考活動可以讓人明白道德真正的意義,確保個人道德的完整性,亦即人的獨立自主性,從而從阻止任何意圖抹消他人獨特性與個別性的惡出現。鄂蘭將上述20世紀的罪惡本質稱之為「惡的平庸性」,意即惡是浮淺且無根的,隨時等候依附在任何一個無思的個人乃至於崩毀的時代(註)。

鄂蘭針對艾希曼大審在《紐約客》雜誌發表系列文章,引發軒然大波,其看法遭到扭曲誤解,被認為是在替艾希曼辯解,事實上,儘管艾希曼在法庭上自辯自己不過是小齒輪罷了(「齒輪理論」是當時納粹戰犯一貫的自辯卸責之詞),鄂蘭仍同意他必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艾希曼被以「反人類罪」起訴,判決絞刑),因為「要回應一個人只是系統之中的一個齒輪或輪子這類的藉口,我們只需問: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變成一個齒論或繼續當一個齒輪?」

耶路撒冷大審報導另一項令人難以面對的事實是,鄂蘭據實記載了猶太領袖在納粹掌權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當時猶太領袖涉嫌將猶太社群的邊緣人交付納粹,雖然猶太人遭受迫害是事實,但若非猶太領袖此舉,死亡數字不會高達六百萬。受害者竟然成了加害者,此舉完全激怒了猶太人。她的猶太同胞對她群起撻伐,她視之如父的忘年友人庫特(Kurt Blumenfeld,曾任猶太復國組織主席)不解地問:「妳不愛以色列嗎?你不愛自己的同胞?」鄂蘭回答:「我不曾愛過任何民族,為何該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只懂這種愛...庫特,我愛你...,」畢生好友約納斯也與她絕交,惡意的批評、撻伐、論戰紛至杳來。鄂蘭被置於風暴的核心,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到這種道德的謬誤,一如當劇作家侯胡特(Rolf Hochhuth)指出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在納粹時期的不作為時,群眾並不關注侯胡特所指出的內容,卻將批評焦點放在侯伯特身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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