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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五)／黃東昇
作者: 東門教會 日期: 2013-10-27 11:14
六、戰後在馬尼拉求生存（1945）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原子彈，日本宣告投降，大東亞戰爭就告結束。馬尼拉巿內的戰爭早五個月結束。麥克阿瑟將軍於1945年初進入該巿，打敗日軍就於3月3日宣佈完成解放馬尼拉。雖然該巿戰爭已結束，因日軍殘忍對待當地居民，後者一向要找機會報仇，日本軍人或平民如被發見，他們都當場被打死或吊在樹上鞭死。美國軍方很重視人命及人權，他們進駐該巿後就立刻設立日本戰俘（POW）集中營。他們到處尋找收容日本人，以防止他們被殺害。美軍仁慈的作法使我想起小學日本女老師的訓話，她真是胡說八道，說美國軍人進城會殺死所有的人。
美軍進駐馬尼拉後，我們就離開華僑的別墅，另找躲避埸所。正好家父的親戚（盧張招弟女士）住在巿郊外，他們的二樓有空房，我們就到盧家躲避。家父特別交代我們都不能出去見任何人。四月的某一天，有一位年輕菲律賓人來樓下門外叫我的台灣名（東昇仔）。他的聲音很熟習很親切，我一下子認出是誰，就立刻跑出來見面。這個人是家父私人司機的太太的弟弟，當我們住在Dakota街時，他常來我家玩，家母一向對待他很好，給他吃好東西，也常送他舊衣褲等。家母很生氣我出去見他。他這次來的目的是要確認我們住在此公寓。他回去報警，次日（1945年4月29日）就有美國憲兵開吉普車來抓家父。後來我們發現家父是被送入日本戰俘集中營，我們得到此消息才放心。此後我們每星期日都到集中營探望家父。當我們在集中營門口等開門時，常看到美軍卡車從山上載來逃亡的日本軍人。他們因為長久在山上逃命躲藏，缺乏飲食，每一個人都非常瘦，且大部分人都沒穿衣服，只用丁字布條（fun-do-shi）遮護下部。這些戰俘，過一段時間美軍就送他們回日本。家父是於當年秋天被送去日本，然後他再想辦法回台灣。自從家父被憲兵抓進集中營以後，家母就自己一個人在馬尼拉照顧三個小孩。
在這個時候，我開始進入一所華僑設立之中文小學校（曙光小學）念三年級。有一天我在往學校的半途，碰見日本學校認識的同學（王乎的兒子）。因為他母親是菲律賓人，他不再認同他是日本人。他指責我是日本人，他要找人來打我，我真是嚇壞，就立刻拚命逃離他。以後我就不敢走那條路去學校。幸哉，以後沒有再碰見這個孩子。
當時我九歲，有空就與朋友到處跑。附近美軍俱樂部內有販賣店叫PX，該店出售軍人一日份食品。每個牛皮紙箱，裡面裝有每天一人份須用食品，如麫包、乾餅、牛油、乾酪、巧克力、咖啡粉、香煙、及其他日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等等。我隨朋友去買一紙箱，然後在街上零賣賺一些外快。又有一次我跟朋友到華僑遊擊隊總部玩，此總部有一間室內空間可玩踢毽仔。這間房間應該是總部的倉庫，壁角有一個很大的平底鍋，直徑至少有一公尺，可炒大量菜給遊擊隊員吃，但好久沒用己生銹。我們的毽仔跳進平底鍋，我跑去俯拾毽仔時，右腿靠上平底鍋邊沿，此邊沿如刀割傷右腿，傷口有四公分長、半公分深。當時沒有醫生也不懂有破傷風之可能性，只塗上盤尼西林特效藥，很幸運就痊癒，這個傷口的痕跡現在還存在。如果家父與我們在馬尼拉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他不會讓小孩到處亂跑。
七、由馬尼拉冒險渡船回台（1946）
家父被美軍送回台灣後，家母（33歲）帶三個小孩在馬尼拉想辦法回台灣。當時沒有國際電話，我不知父母如何在台南與馬尼拉間連絡。至於交通方法，戰爭剛結束，菲律賓還沒有民用的通航船隻。家母找了一段時間，總算找到一艘開往廈門的船，出發時日大 概是1945年冬天。家母的計劃是先去廈門再想辦法回台灣，但廈門又沒有熟人能接待。有一位華僑朋友介紹厦門一位白太太，說她會到廈門碼頭接我們一家人。白太太的丈夫剛剛去世。當我們到達廈門碼頭時，船上人很多，秩序很亂，要找人很不容易，何况白太太與我們又不相識。後來家母看到一位女人，耳邊插一朵白蘭花，才猜出她是白太太（插白花表示"帶孝＂）。這艘船是由退役的舊軍艦維修改為民航用，第一次處女航程順利到達廈門，我們是該船第二次乘客。聽說第三次開往廈門時半途出事，全船沈沒於大海。我們實在很幸運，逃過一劫。
我們在廈門停留期間似乎有三個家庭輪流照顧我們一家四口。只記得其中之一家庭，戶主是林智鍊醫生。他是台灣人，在廈門開業，是台南巿蔡清塗牙醫的同門（夫人是姐妹），而蔡氏是家父很好的朋友。林醫生是我們到達廈門以後，家父才連絡到的朋友。我們很慶幸在生疏的廈門，能有台灣鄉親照顧。我們在廈門大概停留約一個月，於1945年底，家父在台南找到一隻由廈門往台灣的漁船，這是一隻小漁船，我的印象是它只能容納15個人。我們就乘此船，直接開往台南的安平港。在那個時代，沒有選擇餘地，有船我們就坐。現在想起來，乘小船過台灣海峽的黑水溝，實在是冒大險。
在此我有一個疑問，但是從來沒有機會問過家父。家父是很聰明的人，他做事一向很小心。當他於1939年冬獨自去馬尼拉考醫生執照時，德國已經武力侵佔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己發生於歐洲。東亞洲方面雖然珍珠港事變還沒有發生，但日本帝國軍國主義非常強勢，應該也會有預感東亞局勢之不隱定。我不能了解當時為何家父還是決定於1940年全家搬到生疏的馬尼拉市開業。(待續)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原子彈，日本宣告投降，大東亞戰爭就告結束。馬尼拉巿內的戰爭早五個月結束。麥克阿瑟將軍於1945年初進入該巿，打敗日軍就於3月3日宣佈完成解放馬尼拉。雖然該巿戰爭已結束，因日軍殘忍對待當地居民，後者一向要找機會報仇，日本軍人或平民如被發見，他們都當場被打死或吊在樹上鞭死。美國軍方很重視人命及人權，他們進駐該巿後就立刻設立日本戰俘（POW）集中營。他們到處尋找收容日本人，以防止他們被殺害。美軍仁慈的作法使我想起小學日本女老師的訓話，她真是胡說八道，說美國軍人進城會殺死所有的人。
美軍進駐馬尼拉後，我們就離開華僑的別墅，另找躲避埸所。正好家父的親戚（盧張招弟女士）住在巿郊外，他們的二樓有空房，我們就到盧家躲避。家父特別交代我們都不能出去見任何人。四月的某一天，有一位年輕菲律賓人來樓下門外叫我的台灣名（東昇仔）。他的聲音很熟習很親切，我一下子認出是誰，就立刻跑出來見面。這個人是家父私人司機的太太的弟弟，當我們住在Dakota街時，他常來我家玩，家母一向對待他很好，給他吃好東西，也常送他舊衣褲等。家母很生氣我出去見他。他這次來的目的是要確認我們住在此公寓。他回去報警，次日（1945年4月29日）就有美國憲兵開吉普車來抓家父。後來我們發現家父是被送入日本戰俘集中營，我們得到此消息才放心。此後我們每星期日都到集中營探望家父。當我們在集中營門口等開門時，常看到美軍卡車從山上載來逃亡的日本軍人。他們因為長久在山上逃命躲藏，缺乏飲食，每一個人都非常瘦，且大部分人都沒穿衣服，只用丁字布條（fun-do-shi）遮護下部。這些戰俘，過一段時間美軍就送他們回日本。家父是於當年秋天被送去日本，然後他再想辦法回台灣。自從家父被憲兵抓進集中營以後，家母就自己一個人在馬尼拉照顧三個小孩。
在這個時候，我開始進入一所華僑設立之中文小學校（曙光小學）念三年級。有一天我在往學校的半途，碰見日本學校認識的同學（王乎的兒子）。因為他母親是菲律賓人，他不再認同他是日本人。他指責我是日本人，他要找人來打我，我真是嚇壞，就立刻拚命逃離他。以後我就不敢走那條路去學校。幸哉，以後沒有再碰見這個孩子。
當時我九歲，有空就與朋友到處跑。附近美軍俱樂部內有販賣店叫PX，該店出售軍人一日份食品。每個牛皮紙箱，裡面裝有每天一人份須用食品，如麫包、乾餅、牛油、乾酪、巧克力、咖啡粉、香煙、及其他日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等等。我隨朋友去買一紙箱，然後在街上零賣賺一些外快。又有一次我跟朋友到華僑遊擊隊總部玩，此總部有一間室內空間可玩踢毽仔。這間房間應該是總部的倉庫，壁角有一個很大的平底鍋，直徑至少有一公尺，可炒大量菜給遊擊隊員吃，但好久沒用己生銹。我們的毽仔跳進平底鍋，我跑去俯拾毽仔時，右腿靠上平底鍋邊沿，此邊沿如刀割傷右腿，傷口有四公分長、半公分深。當時沒有醫生也不懂有破傷風之可能性，只塗上盤尼西林特效藥，很幸運就痊癒，這個傷口的痕跡現在還存在。如果家父與我們在馬尼拉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他不會讓小孩到處亂跑。
七、由馬尼拉冒險渡船回台（1946）
家父被美軍送回台灣後，家母（33歲）帶三個小孩在馬尼拉想辦法回台灣。當時沒有國際電話，我不知父母如何在台南與馬尼拉間連絡。至於交通方法，戰爭剛結束，菲律賓還沒有民用的通航船隻。家母找了一段時間，總算找到一艘開往廈門的船，出發時日大 概是1945年冬天。家母的計劃是先去廈門再想辦法回台灣，但廈門又沒有熟人能接待。有一位華僑朋友介紹厦門一位白太太，說她會到廈門碼頭接我們一家人。白太太的丈夫剛剛去世。當我們到達廈門碼頭時，船上人很多，秩序很亂，要找人很不容易，何况白太太與我們又不相識。後來家母看到一位女人，耳邊插一朵白蘭花，才猜出她是白太太（插白花表示"帶孝＂）。這艘船是由退役的舊軍艦維修改為民航用，第一次處女航程順利到達廈門，我們是該船第二次乘客。聽說第三次開往廈門時半途出事，全船沈沒於大海。我們實在很幸運，逃過一劫。
我們在廈門停留期間似乎有三個家庭輪流照顧我們一家四口。只記得其中之一家庭，戶主是林智鍊醫生。他是台灣人，在廈門開業，是台南巿蔡清塗牙醫的同門（夫人是姐妹），而蔡氏是家父很好的朋友。林醫生是我們到達廈門以後，家父才連絡到的朋友。我們很慶幸在生疏的廈門，能有台灣鄉親照顧。我們在廈門大概停留約一個月，於1945年底，家父在台南找到一隻由廈門往台灣的漁船，這是一隻小漁船，我的印象是它只能容納15個人。我們就乘此船，直接開往台南的安平港。在那個時代，沒有選擇餘地，有船我們就坐。現在想起來，乘小船過台灣海峽的黑水溝，實在是冒大險。
在此我有一個疑問，但是從來沒有機會問過家父。家父是很聰明的人，他做事一向很小心。當他於1939年冬獨自去馬尼拉考醫生執照時，德國已經武力侵佔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己發生於歐洲。東亞洲方面雖然珍珠港事變還沒有發生，但日本帝國軍國主義非常強勢，應該也會有預感東亞局勢之不隱定。我不能了解當時為何家父還是決定於1940年全家搬到生疏的馬尼拉市開業。(待續)
〈原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承蒙原作者同意轉刊於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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