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五)/黃東昇

六、戰後在馬尼拉求生存(1945)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原子彈,日本宣告投降,大東亞戰爭就告結束。馬尼拉巿內的戰爭早五個月結束。麥克阿瑟將軍於1945年初進入該巿,打敗日軍就於3月3日宣佈完成解放馬尼拉。雖然該巿戰爭已結束,因日軍殘忍對待當地居民,後者一向要找機會報仇,日本軍人或平民如被發見,他們都當場被打死或吊在樹上鞭死。美國軍方很重視人命及人權,他們進駐該巿後就立刻設立日本戰俘(POW)集中營。他們到處尋找收容日本人,以防止他們被殺害。美軍仁慈的作法使我想起小學日本女老師的訓話,她真是胡說八道,說美國軍人進城會殺死所有的人。

美軍進駐馬尼拉後,我們就離開華僑的別墅,另找躲避埸所。正好家父的親戚(盧張招弟女士)住在巿郊外,他們的二樓有空房,我們就到盧家躲避。家父特別交代我們都不能出去見任何人。四月的某一天,有一位年輕菲律賓人來樓下門外叫我的台灣名(東昇仔)。他的聲音很熟習很親切,我一下子認出是誰,就立刻跑出來見面。這個人是家父私人司機的太太的弟弟,當我們住在Dakota街時,他常來我家玩,家母一向對待他很好,給他吃好東西,也常送他舊衣褲等。家母很生氣我出去見他。他這次來的目的是要確認我們住在此公寓。他回去報警,次日(1945年4月29日)就有美國憲兵開吉普車來抓家父。後來我們發現家父是被送入日本戰俘集中營,我們得到此消息才放心。此後我們每星期日都到集中營探望家父。當我們在集中營門口等開門時,常看到美軍卡車從山上載來逃亡的日本軍人。他們因為長久在山上逃命躲藏,缺乏飲食,每一個人都非常瘦,且大部分人都沒穿衣服,只用丁字布條(fun-do-shi)遮護下部。這些戰俘,過一段時間美軍就送他們回日本。家父是於當年秋天被送去日本,然後他再想辦法回台灣。自從家父被憲兵抓進集中營以後,家母就自己一個人在馬尼拉照顧三個小孩。

在這個時候,我開始進入一所華僑設立之中文小學校(曙光小學)念三年級。有一天我在往學校的半途,碰見日本學校認識的同學(王乎的兒子)。因為他母親是菲律賓人,他不再認同他是日本人。他指責我是日本人,他要找人來打我,我真是嚇壞,就立刻拚命逃離他。以後我就不敢走那條路去學校。幸哉,以後沒有再碰見這個孩子。

當時我九歲,有空就與朋友到處跑。附近美軍俱樂部內有販賣店叫PX,該店出售軍人一日份食品。每個牛皮紙箱,裡面裝有每天一人份須用食品,如麫包、乾餅、牛油、乾酪、巧克力、咖啡粉、香煙、及其他日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等等。我隨朋友去買一紙箱,然後在街上零賣賺一些外快。又有一次我跟朋友到華僑遊擊隊總部玩,此總部有一間室內空間可玩踢毽仔。這間房間應該是總部的倉庫,壁角有一個很大的平底鍋,直徑至少有一公尺,可炒大量菜給遊擊隊員吃,但好久沒用己生銹。我們的毽仔跳進平底鍋,我跑去俯拾毽仔時,右腿靠上平底鍋邊沿,此邊沿如刀割傷右腿,傷口有四公分長、半公分深。當時沒有醫生也不懂有破傷風之可能性,只塗上盤尼西林特效藥,很幸運就痊癒,這個傷口的痕跡現在還存在。如果家父與我們在馬尼拉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他不會讓小孩到處亂跑。

七、由馬尼拉冒險渡船回台(1946)
家父被美軍送回台灣後,家母(33歲)帶三個小孩在馬尼拉想辦法回台灣。當時沒有國際電話,我不知父母如何在台南與馬尼拉間連絡。至於交通方法,戰爭剛結束,菲律賓還沒有民用的通航船隻。家母找了一段時間,總算找到一艘開往廈門的船,出發時日大 概是1945年冬天。家母的計劃是先去廈門再想辦法回台灣,但廈門又沒有熟人能接待。有一位華僑朋友介紹厦門一位白太太,說她會到廈門碼頭接我們一家人。白太太的丈夫剛剛去世。當我們到達廈門碼頭時,船上人很多,秩序很亂,要找人很不容易,何况白太太與我們又不相識。後來家母看到一位女人,耳邊插一朵白蘭花,才猜出她是白太太(插白花表示"帶孝")。這艘船是由退役的舊軍艦維修改為民航用,第一次處女航程順利到達廈門,我們是該船第二次乘客。聽說第三次開往廈門時半途出事,全船沈沒於大海。我們實在很幸運,逃過一劫。

我們在廈門停留期間似乎有三個家庭輪流照顧我們一家四口。只記得其中之一家庭,戶主是林智鍊醫生。他是台灣人,在廈門開業,是台南巿蔡清塗牙醫的同門(夫人是姐妹),而蔡氏是家父很好的朋友。林醫生是我們到達廈門以後,家父才連絡到的朋友。我們很慶幸在生疏的廈門,能有台灣鄉親照顧。我們在廈門大概停留約一個月,於1945年底,家父在台南找到一隻由廈門往台灣的漁船,這是一隻小漁船,我的印象是它只能容納15個人。我們就乘此船,直接開往台南的安平港。在那個時代,沒有選擇餘地,有船我們就坐。現在想起來,乘小船過台灣海峽的黑水溝,實在是冒大險。

在此我有一個疑問,但是從來沒有機會問過家父。家父是很聰明的人,他做事一向很小心。當他於1939年冬獨自去馬尼拉考醫生執照時,德國已經武力侵佔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己發生於歐洲。東亞洲方面雖然珍珠港事變還沒有發生,但日本帝國軍國主義非常強勢,應該也會有預感東亞局勢之不隱定。我不能了解當時為何家父還是決定於1940年全家搬到生疏的馬尼拉市開業。(待續)

〈原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承蒙原作者同意轉刊於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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