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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四)／黃東昇
作者: 東門教會 日期: 2013-10-20 23:58
四、日治時期的馬尼拉（1942~1944）
日本軍隊佔領馬尼拉後，馬尼拉市似乎平靜下來，但是大東亞戰爭繼續在其他東南亞地區進行。從我小孩無知的觀點而言，馬尼拉巿面治安好，人民生活回復正常，家父診察所又開始忙碌起來，患者有當地華僑、日本人、菲律賓人等等。我們在馬尼拉的生活慢慢上軌道。由於家庭收入好，家父生活方式也開始學習歐美方式。在台灣醫生開業，私人醫院通常包辦診察室、藥局、手術室及病房。美國方式，私人開業醫生只設立診察所，拿藥、手術及住院療養等事項都是利用大醫院的設備，家父當時是利用Mary Chiles 大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醫院。父母個性好客，在馬尼拉人緣相當好，他們也很關心台灣的同鄉朋友，認為大家離開家鄉住在外地，同鄉間大家要團結互相照顧。記得有幾位獨身朋友常來拜訪，其中一位我記得是台南人黃水生，他才20多歲，在馬尼拉之郵局上班。在台灣人以外的人士中，父母與華僑比較容易交朋友，主要原因是共同語言閩南話，因此父母親於短期內交了不少華僑朋友。當時家父擁有自家用汽車並雇用專任司機，家母常帶我去拜訪這些華僑朋友。這些朋友中我記得有柯孝鎮太太（是黃東樹的姊姊）、盧遠綏及尤善祖等先生。當每次我們進入巿中心，我們的車總會開過Pasig河，也常經過Santo Tomas大學。每次經過此大學，家父會告訴我這是本市一所大學。
家父於週末有空就載全家人出去玩，有時候也到海水浴場玩水。家父在下班以後偶而也和朋友到某俱樂部打球，我不知道他們是打什麼球，但不是網球。當時台灣的經濟情况不很好，如家父留在台南開業，他不會有時間去作這些娛樂活動。就在這種快樂的環境中，我的小妹妹（慧霜）於1944年2月誕生，她的誕生是在Dakota家由家父親自接生。
家父的朋友黃東樹當過日本憲兵的翻譯官。有一天黃氏陪一位憲兵抓一個菲律賓少年犯到王乎家。他們在客廳詢問此少年犯，少年犯兩手被綁在背後跪在地板，黃氏將他口述之英語翻譯成日語，憲兵每次問一個問題，就拿他自己的拖鞋打該少年的面頰侮辱此少年。我父母當時不在場，不然他們不會允許我偷看這一小戲劇。日本軍人及日本憲兵在馬尼拉對待當地巿民（菲律賓人及當地華僑）非常刻薄，非常殘忍，特別是對待菲律賓人有如對待畜生。戰時日本軍人之野獸行為，在東南亞到處的表現應該是眾人所知。
我們在菲律賓拿的是日本護照，所以我就進入日本人的小學念一年級，在那裡我碰見一位同學，他個子小、皮膚稍微黑色，一眼就可看出他是混血小孩。原來他是家父朋友王乎的兒子，他的母親是菲律賓人，他進來日本學校是因為他的父親拿日本護照。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年輕的日本女人，有一天這位女老師向全班六、七歲的小孩說：「美國軍人是很殘忍的人，如有一天他們回來攻佔馬尼拉，他們會殺死所有的人包括小孩。」雖然當時我還是小孩，但此句話我一直記著不會忘記。
1943 年以後，美國在「大東亞戰爭」開始慢慢佔上風，日本軍在東南亞洲侵佔之地區逐漸縮小，美軍反攻奪回馬尼拉只是時間問題。父母憂心美軍反攻進城後一家人的安全問題。有日本旗插在汽車前面。父親用鋼筆將日本旗修改為美國旗。這個小動作，我就可看出父親當時是非常擔憂時局變化後，他要怎樣來應對。有幾位家父的華僑好友向家父表示，如時局變化請隨時與他們連絡，他們願意保護我們一家人。
五、馬尼拉巿街戰、死裡逃生(1944)
1944年初，慧霜出生不久，家父就知道美軍將準備攻擊馬尼拉，我們必須找地方躲避，家父就接觸一位富有的華僑好朋友要求保護。
根據歷史記載，麥克阿瑟將軍帶領他的軍隊首次於1944年10月開始反攻登陸馬尼拉巿南部的一小島Leyte Island。他的軍隊繼續往北進軍，四個月後才打到馬尼拉巿。我們逃離Dakota街之房子的時間應該是1944年秋天，在美軍進攻馬尼拉之前。我們離開Dakota家後，第一夜就睡在上述華僑工廠廠房的頂樓。我記得在不太大的頂樓擠入三、四十人在睡覺，這種情況讓我連想到《安妮日記》所描寫的頂樓躲藏。我從頂樓小窗往外望，看到隔壁工廠是屬日本軍部的機械廠，我看到日本軍人駕駛吉普車及卡車忙著進出工廠，整個晚上都聽到打鐵的聲音，我猜想他們在分解機器。這些雜音使我不能入睡，一到清晨又聽到澆水的聲音，原來他們是在工廠內倒汽油。不久他們就開始點火燃燒工廠，煙火冒入我們的小窗，藏在頂樓的人都驚惶地逃出。
我們一家人逃離工廠，就在街上逃命，家父抱三歲的芳美，家母抱一歲的慧霜，我只有八歲，穿著睡衣抱著一加侖桶的糖跟在父母後面跑。當時正逢美軍與日軍在巿內交戰，到處都可聽到開槍的聲音，我感受到很多槍彈低空飛過，父親及母親低著姿勢向前跑，我迷迷糊糊跟著跑。事後聽父母說我們跑過Pasig河的大橋，而且過橋不久，日軍就將所有大橋都炸壞以阻止任何人過河，我們很幸運在大橋爆炸之前，由日軍佔領區跑到美軍佔領區。日軍繼續在對岸縱火並殺死許多無辜的華僑。據說當美軍攻馬尼拉時，日本軍決心要抗戰死守馬尼拉，為了達成此目的，聽說軍人在事前將家族帶上山，晚上在山坡睡眠後，以機槍射殺他們的婦人及小孩，然後剩下男人回馬尼拉應戰。在市街戰的高峰時，我看到飛機被高射砲打中，在空中爆炸，飛機解體落地。整個都市由於日軍放火、加上飛機投彈，到處都火燒。記得整個晚上天空都是紅色的。
我們離開工廠後，就搬到該華僑朋友在巿郊外的別墅避險，這個別墅很大，可容納上百人。這位華僑是華人遊擊隊的首領，此別墅是遊擊隊的大本營，遊擊隊的目標是推翻馬尼拉的日本統治。我們在餐廳用餐時看見很多遊擊隊隊員進進出出。我們言行必須很小心，不能讓人查到我們有日本藉。我們在餐廳也見到家父同鄉朋友黃水生，他個性一向隨便不謹慎。有一次在餐廳以口哨吹日本歌調，家母警告他不要唱日本曲，但勸言來得遲，不久他就失蹤。他的父母是我們台南巿的鄰居，戰後在台南見面時，他的父母非常不諒解家父母沒有照顧他們的兒子。 (待續)
〈原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承蒙原作者同意轉刊於週報〉
日本軍隊佔領馬尼拉後，馬尼拉市似乎平靜下來，但是大東亞戰爭繼續在其他東南亞地區進行。從我小孩無知的觀點而言，馬尼拉巿面治安好，人民生活回復正常，家父診察所又開始忙碌起來，患者有當地華僑、日本人、菲律賓人等等。我們在馬尼拉的生活慢慢上軌道。由於家庭收入好，家父生活方式也開始學習歐美方式。在台灣醫生開業，私人醫院通常包辦診察室、藥局、手術室及病房。美國方式，私人開業醫生只設立診察所，拿藥、手術及住院療養等事項都是利用大醫院的設備，家父當時是利用Mary Chiles 大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醫院。父母個性好客，在馬尼拉人緣相當好，他們也很關心台灣的同鄉朋友，認為大家離開家鄉住在外地，同鄉間大家要團結互相照顧。記得有幾位獨身朋友常來拜訪，其中一位我記得是台南人黃水生，他才20多歲，在馬尼拉之郵局上班。在台灣人以外的人士中，父母與華僑比較容易交朋友，主要原因是共同語言閩南話，因此父母親於短期內交了不少華僑朋友。當時家父擁有自家用汽車並雇用專任司機，家母常帶我去拜訪這些華僑朋友。這些朋友中我記得有柯孝鎮太太（是黃東樹的姊姊）、盧遠綏及尤善祖等先生。當每次我們進入巿中心，我們的車總會開過Pasig河，也常經過Santo Tomas大學。每次經過此大學，家父會告訴我這是本市一所大學。
家父於週末有空就載全家人出去玩，有時候也到海水浴場玩水。家父在下班以後偶而也和朋友到某俱樂部打球，我不知道他們是打什麼球，但不是網球。當時台灣的經濟情况不很好，如家父留在台南開業，他不會有時間去作這些娛樂活動。就在這種快樂的環境中，我的小妹妹（慧霜）於1944年2月誕生，她的誕生是在Dakota家由家父親自接生。
家父的朋友黃東樹當過日本憲兵的翻譯官。有一天黃氏陪一位憲兵抓一個菲律賓少年犯到王乎家。他們在客廳詢問此少年犯，少年犯兩手被綁在背後跪在地板，黃氏將他口述之英語翻譯成日語，憲兵每次問一個問題，就拿他自己的拖鞋打該少年的面頰侮辱此少年。我父母當時不在場，不然他們不會允許我偷看這一小戲劇。日本軍人及日本憲兵在馬尼拉對待當地巿民（菲律賓人及當地華僑）非常刻薄，非常殘忍，特別是對待菲律賓人有如對待畜生。戰時日本軍人之野獸行為，在東南亞到處的表現應該是眾人所知。
我們在菲律賓拿的是日本護照，所以我就進入日本人的小學念一年級，在那裡我碰見一位同學，他個子小、皮膚稍微黑色，一眼就可看出他是混血小孩。原來他是家父朋友王乎的兒子，他的母親是菲律賓人，他進來日本學校是因為他的父親拿日本護照。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年輕的日本女人，有一天這位女老師向全班六、七歲的小孩說：「美國軍人是很殘忍的人，如有一天他們回來攻佔馬尼拉，他們會殺死所有的人包括小孩。」雖然當時我還是小孩，但此句話我一直記著不會忘記。
1943 年以後，美國在「大東亞戰爭」開始慢慢佔上風，日本軍在東南亞洲侵佔之地區逐漸縮小，美軍反攻奪回馬尼拉只是時間問題。父母憂心美軍反攻進城後一家人的安全問題。有日本旗插在汽車前面。父親用鋼筆將日本旗修改為美國旗。這個小動作，我就可看出父親當時是非常擔憂時局變化後，他要怎樣來應對。有幾位家父的華僑好友向家父表示，如時局變化請隨時與他們連絡，他們願意保護我們一家人。
五、馬尼拉巿街戰、死裡逃生(1944)
1944年初，慧霜出生不久，家父就知道美軍將準備攻擊馬尼拉，我們必須找地方躲避，家父就接觸一位富有的華僑好朋友要求保護。
根據歷史記載，麥克阿瑟將軍帶領他的軍隊首次於1944年10月開始反攻登陸馬尼拉巿南部的一小島Leyte Island。他的軍隊繼續往北進軍，四個月後才打到馬尼拉巿。我們逃離Dakota街之房子的時間應該是1944年秋天，在美軍進攻馬尼拉之前。我們離開Dakota家後，第一夜就睡在上述華僑工廠廠房的頂樓。我記得在不太大的頂樓擠入三、四十人在睡覺，這種情況讓我連想到《安妮日記》所描寫的頂樓躲藏。我從頂樓小窗往外望，看到隔壁工廠是屬日本軍部的機械廠，我看到日本軍人駕駛吉普車及卡車忙著進出工廠，整個晚上都聽到打鐵的聲音，我猜想他們在分解機器。這些雜音使我不能入睡，一到清晨又聽到澆水的聲音，原來他們是在工廠內倒汽油。不久他們就開始點火燃燒工廠，煙火冒入我們的小窗，藏在頂樓的人都驚惶地逃出。
我們一家人逃離工廠，就在街上逃命，家父抱三歲的芳美，家母抱一歲的慧霜，我只有八歲，穿著睡衣抱著一加侖桶的糖跟在父母後面跑。當時正逢美軍與日軍在巿內交戰，到處都可聽到開槍的聲音，我感受到很多槍彈低空飛過，父親及母親低著姿勢向前跑，我迷迷糊糊跟著跑。事後聽父母說我們跑過Pasig河的大橋，而且過橋不久，日軍就將所有大橋都炸壞以阻止任何人過河，我們很幸運在大橋爆炸之前，由日軍佔領區跑到美軍佔領區。日軍繼續在對岸縱火並殺死許多無辜的華僑。據說當美軍攻馬尼拉時，日本軍決心要抗戰死守馬尼拉，為了達成此目的，聽說軍人在事前將家族帶上山，晚上在山坡睡眠後，以機槍射殺他們的婦人及小孩，然後剩下男人回馬尼拉應戰。在市街戰的高峰時，我看到飛機被高射砲打中，在空中爆炸，飛機解體落地。整個都市由於日軍放火、加上飛機投彈，到處都火燒。記得整個晚上天空都是紅色的。
我們離開工廠後，就搬到該華僑朋友在巿郊外的別墅避險，這個別墅很大，可容納上百人。這位華僑是華人遊擊隊的首領，此別墅是遊擊隊的大本營，遊擊隊的目標是推翻馬尼拉的日本統治。我們在餐廳用餐時看見很多遊擊隊隊員進進出出。我們言行必須很小心，不能讓人查到我們有日本藉。我們在餐廳也見到家父同鄉朋友黃水生，他個性一向隨便不謹慎。有一次在餐廳以口哨吹日本歌調，家母警告他不要唱日本曲，但勸言來得遲，不久他就失蹤。他的父母是我們台南巿的鄰居，戰後在台南見面時，他的父母非常不諒解家父母沒有照顧他們的兒子。 (待續)
〈原刊載於《台灣文學評論》承蒙原作者同意轉刊於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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