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道師也BOT了？／Mingku陳彥龍傳道

雖說這是總會規定傳道師一定要參與的訓練課程，但還是會有期待透過這樣的課程，看看是否能夠學到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因此，在時間上許可的範圍內，就選擇了「城鄉宣教運動URM」這一門訓練。什麼是URM？可能我們當中會有人知道，在我參加這訓練之前，是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也就是說，這一次的訓練的確有達到一開始設定的小期待，學習不一樣的東西。

URM，Urban Rural Mission，城鄉事工宣道會的簡稱，乍聽之下好像跟信仰或是宣教有關係，事實上，這是一種草根運動，強調激發人民爭取應得的權力（empowerment of people），並以「愛」和「公義」為原則，以非暴力為手段組織人民、爭取權力，恢復人的尊嚴，因為人有上帝的形象。那URM對台灣的影響有多少呢？自己查了一些資料，原來URM運動的發展不斥為一部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過去，許多著名的反制運動幾乎都是由這群所謂URM的成員來主導及發動的，像是牧師有說過拉下吳鳳銅像的事件。

從1982年開始，URM的訓練就悄悄地進入了台灣社會，在當時政治環境不允許的氣氛下，還是透過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加拿大引進了這一個草根運動組織。強調民主、自由、人權、非暴力的抗爭，但是在引進之初，卻被當局視為洪水猛獸，採取敵視與對立的態度，因此在當時的草根訓練，都只能採地下化的方式來訓練。也就在長老教會的掩護之下，URM的草根訓練在戒嚴時期，竟然也訓練了十幾期的學員，並遍佈當時的各反對運動團體，成為中堅幹部。因為學員素質高，行動力強，因此受到當時政府的打壓，甚至抹黑成為「暴力團體」而明令查緝。

從1982年到1990年，受過這樣訓練的台灣學員已經超過700人，幾乎遍及社會上各個領域，不同階層的人民、不同的族群，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這些人都因著愛神、愛台灣、愛人民，盼望著可以實現愛與公義。提供幾個事件，或許就可以看出這組織的力量及目標。1989年蔡同榮推動之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整個遊行現場秩序都是URM的學員在維持的，在台北場的公投大遊行發生台灣街頭運動史上第一顆汽油彈引爆，引起群眾很大的騷動，最後在URM學員本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安撫下，群眾的憤怒才被安撫下來。

同年三月學運，URM也在中正紀念堂的外圍守護著裏面的學生，準備作為當局下令驅離時，阻攔在學生前面第一線的炮灰。但是讓他們感到永遠難以忘懷的事情，就是鄭南榕自焚事件，當他們聞訊得知侯友宜已經率領台北市刑大幹員，準備攻堅進入鄭南榕的自由雜誌社，當台北地區的URM成員趕抵現場時，整棟雜誌社已經陷入一面火海中，來不及了。

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URM的確佔有很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社會進入民主很需要的一種不同的力量與意見，但從這個歷史的發展來看，在台灣過去這麼特殊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結構下，URM似乎很自然地就必須與在野人士結合。我自己在思考一個問題，當2000到2008年整個政治環境有了轉變之後，這股反動的力量就漸漸地沈寂了，然而當執政黨又再一次地轉換後，似乎又開始伺機而動。事實上，在這五天訓練的過程中，一直有一種不舒服的感受，這是一種很中性的草根運動，可以運用在社會上普遍不公義的社會議題，就像過去一直很嚴重的雛妓的問題，也是在URM學員的推波注瀾下，到現在我們有了許多法令來規範及保護。但或許是因為整個組織在發展上一直與政治、政黨連結在一起，在意識型態上，跳脫不出政治框架。

名為傳道師訓練，實在看不出URM與教會或是牧會的關係，或許如果參與的成員都是教會工作者，那討論的議題就會簡單且明確地針對教會的需要，或是一些體制上的問題，像是傳道師受派的制度等等。但這次的傳道師訓練簡單說，就是BOT了。有一半的學員都有政治背景或在黨部工作，這方法論是好的，實際的行動卻與我們自身的處境無法連結，這個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自己更敏銳地觀察社會現象，去體會人在處境中所遇到的困難，或是極大不公義的事件，但我還在消化及思考，這對傳道師的訓練意義何在。有趣的是，如果某宗教團體的社會行動及關懷機制值得學習，那是不是也可以BOT一下呢？

從信仰的層次來看，基本立意及出發點本照著聖經的教導是沒有異議的，但要如何發聲呢？大愛村已經興建完成了，位在大愛村的教堂，外表有著教會的樣子，裡面卻有著「新十誡：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 、不飲酒 、不抽煙、吸毒、嚼檳榔、不賭博、投機取巧、要孝順父母、調和聲色、遵守交通規則、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那天，居民們聚集在教堂內，不是聽著牧師講道，而是用單槍投影聽訓上人開示。事實上，那不是新十誡，而是證嚴法師開示的「十在心路」，就放在教堂十字架的下方。這跟我們平常所看到的教堂內部擺設好像不一樣，什麼時候聖經被另一個宗教團體的法則給取代了，對大愛的行動與關懷立意是肯定的，可是呢，族人們的信仰卻再一次地被壓迫了。這不就是我們可以看見的痛嗎？然而基督教團體發聲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