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通谷俄努」(Patonguonu)建立在台灣歷史經驗上的神學反思3/林昌華

20世紀70年代開始,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因為被逐出聯合國而陷入困境,再加上台灣民主化的運動逐漸萌芽,總會曾經發表三次重要的政治性宣言。這些的宣言在當時極端保守的政治環境之下,在台灣社會產生不小的震撼。這些聲明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和學生進行研究並撰寫論文。對教會本身來講,在這些政治態度宣示的文件之後,更重要也值得研究的文獻應該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這個信仰告白不是起草者在書房中推敲出來作品,而在制定的過程當中,傳道人甚至信徒都參與討論,這是台灣教會首度集體系統性的思考和告白基督教信仰。基本上,這個信仰告白可以當成是1980年代,教會回應當時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處境,所提的信仰表達,因此可以算是20世紀末台灣基督徒的集體意志的表達,代表的意義自然值得加以思考和研究。而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的局勢和台灣社會的變遷非常巨大,但是人民對將來發展的疑懼卻沒有減少,這個國家能夠繼續存在多久?隨著人口老化和外來族群的湧入,台灣的人口結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也相對的產生新的問題。台灣教會面對這個全新的台灣社會局面能夠提出什麼安慰的信息,以及先知性的聲音?而在發出新的聲音之前,必須再重新認識和瞭解自己信仰內涵,這是系統神學的使命。

歷史神學:
台灣教會歷史的特性是什麼,台灣教會歷史的內涵為何,這是研究歷史神學的挑戰。基本上,台灣教會的歷史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首先是基督教會從外來團體立足本地後,本身逐漸轉變而成為住民歷史經驗重要成分的過程;當中所隱藏的議題,包括外來宣教師草創階段的歷史,或是本地教會走向自立的經驗,以及過程中本地信徒所扮演角色為何,都是極為重要,卻遭到忽視的問題。除此之外,台灣社會對基督教會從最早的敵對到後來的默認的過程,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也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坦白來說,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在先天上就受到語言門檻的限制。17世紀的研究者,除了已經出版的中英文文獻史料以外,尚須閱讀那個時代普遍使用的哥德體荷蘭文出版品、大量尚未出版的書信與議事錄手稿。而荷蘭文(部份的拉丁文)是必備的語言工具。而19世紀的加拿大和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相關史料,還有很大部份還是原始書信手稿,研究者必須熟習不同宣教師的書寫習慣。除此之外,台語羅馬字和日文史料是另一個挑戰。除了語言的障礙以外,教會歷史的研究者必須突破議題的限制,從各種的角度切入400年來教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值得思考和反省的歷史經驗。歷史的研究者除了極力建構歷史的「真」以外,尚須時時警惕和自覺,反省自己是以何種立場和角度在詮釋他以為的「歷史事實」。這是一般和教會歷史研究者,必須學習的功課。
除此之外,台灣教會歷史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那就是歷史的「斷裂」或「延續」的問題,換句話說,17世紀台灣基督教會的歷史在荷蘭人離開後到英國宣教師來台為止,應當看成是中斷或是延續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西拉雅基督徒定位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長老教會向來都是採取「斷裂」的主張。不管是英國長老教會的約翰斯敦牧師或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劉忠堅牧師(Rev. Duncan Macleod)都認為,荷蘭人離開之後,教會也跟著消失,所以是斷裂的。也因此,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的努力只是一個失敗的宣教;另外一派主張,荷蘭人離開以後,基督徒並沒有消失,他們只是隱藏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只要有機會就會出承認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歷史的紀錄所顯現的事實也是如此,1715年,就在荷蘭人離開台灣半個世紀之後,天主教的神父馮秉正(De Maila)受康熙皇帝之命,前往台灣測繪地圖,他在福建等船之時,聽到當地人說,在台灣有自稱基督徒的人存在。此消息引起馮秉正神父極大的興趣。來到台灣之後,他特地前往傳說之地尋找基督徒。就在台灣南部的山間部落當中,他找到自稱基督徒的人。他們告他這個世界是上帝所創造。人類的始祖是亞當和夏娃,但是他們犯罪,因此需要洗禮來潔淨。在天主教神父離開之後,在19世紀中葉以前,就沒有任何西方的神職人員進入西拉雅的地區,因此這批自稱基督徒的西拉雅人後來的去向也是不明。再接下來的接觸,就是19世紀樂意接納基督教信仰的平埔族人,以及阿立祖崇拜的信仰型態了。如何定位這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和他們的子孫?以及由基督教轉變而成的「阿立祖」信仰?接納或拒絕他們作為基督教家庭的一部分所代表的意義極為不同。

再來重要的議題是基督徒的故事。他們是構成教會組織的主角,卻是最受到教會歷史研究者忽略的一群人。先前都認為問題的主要癥結在於,一般信徒留下的資料相當有限,因此能夠進行研究的對象自然不多,受到忽視是可以理解之事。筆者認為這是研究觀點和方法所產生的結果。早期教會非常注重「生命簿」(亦即現在的信徒名冊),總會的歷史資料館當中收藏二百多間教會的紀錄,而北部教會的資料除了馬偕時紀錄的名冊以外,尚有零散的十數本以毛筆書寫的紀錄。在這些簿冊當中詳細紀錄每一位信徒的生卒年月,家族成員間的關係等家庭結構性的資料。如果以這些資料作為基本的材料,然後再加上教會紀念冊、教會公報等文獻史料,所能建立的資料應該是會相當豐富才是。

另外,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由於基督教是個外來的宗教信仰,加上早期台灣華人社會排外的思想非常強烈,因此只要是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成為是社會的邊緣人。他們無法參與村落的重要議題發表意見,因為早期台灣村落社會的運作都是在公廟裡討論。信主的人自然不參與廟宇的節期慶典活動,因此也不被接納為村落社會的一分子。當然基督徒不拿香祭拜祖先,招致不孝的污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早期的基督徒的故事,很多都是因為信仰遭到家族或鄉黨壓迫的故事。這些故事不管南部或北部教會都可以從歷史文獻或史料當中找到。進入第二代以後,由於教會接受西式教育的機會比一般台灣人普遍,因此在日治時期,有相當比例的基督徒就成為社會的菁英份子。這些菁英份子對台灣教會歷史發展的意義是什麼?

而教會信徒逐漸成為社會精英的同時,台灣教會也逐漸擺脫宣教師完全控制的情況,就某種程度上來說,本地人主導教會的局面逐漸浮現。在這個自立的過程當中,教會內部又有什麼重要且足以見證上帝恩典與救贖的議題討論或行動出現?換句話說,教會是否逐漸走向內視型的精英主義而遠離台灣社會的脈動?或曾經努力在台灣社會見證上帝恩典的使命?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從現存的史料或文獻看的很清楚。

台灣歷史神學的使命有兩個,首先,它的任務並沒有別於一般的歷史研究者,那就是利用所能運用的史料和文獻,忠實地述說台灣教會發展的過程。再來,就是在教會歷史故事當中看到上帝的作為,並且將這些的恩典信息傳揚在台灣的社會當中。簡而言之,歷史神學的使命就是反省和宣揚。舊約聖經的撰寫者,所做的努力也不過如此。

基督教在台灣的400年經驗,已經累積足夠的厚度,讓我們可以開始以這些素材作建構「台灣神學」的基礎,以上所提是筆者多年來思考的結果。期盼從這裡出發,能夠在教會當中不斷的進行對話和反省。希望將來有一天,台灣的神學能夠成為普世神學思考的一個環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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