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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通谷俄努」（Patonguonu） 建立在台灣歷史經驗上的神學反思2／林昌華
作者: 東門教會 日期: 2013-02-09 14:22
為什麼要回到歷史經驗當中去尋找神學的素材？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過去台灣教會著重在引介西方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或是最流行的研究趨向，嘗試透過西方神學的眼光瞭解基督教信仰，或是借助「第三世界神學」（解放神學、民眾神學等）的方法，切入或解決台灣教會所面臨的困境，或作為建構本土神學的方法。
但是，假若引介外來思想或方法，是運用在工學、醫學、自然或是資訊科學，自然無可厚非；但是假若這是人文學科，甚或神學，就相當值得商榷。殊不知在永恆、普遍性的基本教義之外，各地的神學方法和思想都是反映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再根據神學而提出適合當地的解決方案。筆者並不反對引介外來的思想，但是在認識世界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自己，知道自己的長處與弱點，這樣才不會在引進外來思想的同時，卻因為對自己的瞭解不足，沒有足夠清楚的立場與之對話，因而讓自己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再來，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歷史事件的宗教，耶穌基督進入歷史成為人，帶來拯救的信息。教會每年慶祝最重要節日的復活節，是在紀念耶穌死而復活的歷史事件。因此，我們從歷史經驗當中尋找神學的素材，實在是實踐信仰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必須思考，到底過去400年的歷史，留下多少的信仰資產，讓我們現今的基督徒可以藉以建構台灣的神學？以下以聖經神學、系統神學、歷史神學、和實踐神學幾個主題來討論。
聖經神學：
17世紀中葉，台灣就已經開始有西拉雅語文新約聖經馬太（約翰）福音書的翻譯和出版，20世紀初期巴克禮牧師翻譯的白話字聖經、乃至1960年代開始的原住民聖經翻譯。這些過去出版或是長時間為教會信徒使用的聖經，實在是研究本土聖經神學的重要素材。在這裡所謂的聖經神學，不僅限於研究這些使用於台灣的聖經和原始希臘文、希伯來文聖經間的關係而已。我們尚可進一步研究，當初翻譯者選擇或使用文字背後的文化和神學思想為何？
例如，17世紀的聖經翻譯者在翻譯上帝的名稱時，除了拉丁文稱呼上帝的名稱Deos以外，也以「阿立」（Alid）來作為上帝的名字。是什麼原因，讓他選擇這個不屬於西拉雅語言的名稱來稱呼上帝？這個名稱的來源為何？除了馬太福音書以外，在西拉雅語和荷蘭文對照的教理問答書當中，編撰者引用大量的新舊約經文，透過這些經文可以瞭解基督教的信仰到何種程度，又能夠反映出多少17世紀荷蘭傳教士的神學思想？
巴克禮牧師所翻譯的羅馬字聖經所參考的聖經，究竟是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聖經，或者是從英文聖經（甚或當時出版不久的和合本聖經）？這是一個長時間以來教會歷史的研究者有興趣的一個問題。而從巴克禮牧師所翻譯的聖經到新譯本的羅馬字聖經之間，有多少修訂過的文字和詞彙，這些修定在神學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由台灣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合作翻譯的「紅皮聖經」又和羅馬字聖經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從跨教派的原住民聖經翻譯委員會創設開始，一直到目前陸續出現的原住民的聖經，這是一段相當漫長而艱辛的過程，而從最初的羅馬字到稍後使用注音符號，乃至回歸羅馬字的注音方式，整個過程也反映出政治現實的影響和無奈。除了歷史事實的呈現以外，不同的族群翻譯聖經時對特定的詞彙的選擇，又反映出多少當時的神學思想變遷？
聖經翻譯所牽涉的問題，不僅止於詞彙的對應而已，事實上那是西方的思想和台灣社會文化對話和協調之後所產生的結果。儘管台灣的聖經神學所處理的問題，不在於對目前西方所使用的各式批判方法提出新的貢獻，但是這並不減損這個議題的重要意義。畢竟，除了尋找最原始和正確的聖經原典之外，聖經如何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翻譯成特定語言的過程當中所顯示的神學思想變遷，也是極為重要的議題。台灣的經驗自然也不例外。
除了聖經翻譯的問題以外，台灣教會的個人研經著作，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主題，例如盧俊義牧師所出，疊繁浩瀚的解經書籍；無教會主義者鄭廷憲教授自費出版的《下樂姆》期刊，這些研究在聖經神學的意義是什麼？這也是相當值得研究的一個議題。
系統神學：
在台灣教會歷史當中，嘗試以系統性的方法來教育信徒基督教信仰，應該是起源於17世紀的荷蘭改革宗教會宣教師，他們使用西拉雅和華武壟/巴布薩的語言，編撰十數篇的教理問答。這些教理問答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屬於「本色化」的問答，因此在問答當中除了基督教信仰的表達以外，也可以看到原住民族宗教文化的部份面像。另外一類是西方使用問答的翻譯和移植。儘管們也為原住民信徒做了部份調整，但是基本上整個問答的進行是依據原始問答的架構，以簡單化的神學辯證來走。其實，不管是「本色化」的方法，或是移植的方法，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些問題所顯現出來的基督教信仰面貌和架構是什麼，信仰內容和台灣本地的文化的互動關係為何？台灣的模式和巴達維亞、摩鹿加群島、斯里蘭卡等地，甚至荷蘭本土的改革宗教會的模式有何差異存在。唯有在瞭解這當中的相同和歧異之後，才能夠清楚看到17世紀台灣神學思想的特殊性。
19世紀大稻埕教會的李春生長老的著作，是另外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主題。台灣的學術界對他的評價相當高，中央研究院文史哲研究所，多次以他的作品為題，舉辦研討會，和出版相關的著作，也有部份的學者將他定義為台灣的早期的哲學家。但是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李春生長老可以算是19世紀台灣教會相當秀異的基督徒神學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東西哲衡》從名稱可以推斷，算是相當早期嘗試以基督教信仰和華人思想和文化，進行對話和會通的重要思想家。儘管他的研究和19世紀以馬偕牧師為主的方法極為不同，但是不可否認，就詮釋和架構基督教信仰內容的角度來看，他的著作要比馬偕牧師的作品完整得多。儘管先前陳俊宏先生曾經多次在《教會公報》上發表短文介紹這位北部教會的平信徒，但是李春生的著作實在值得以基督教信仰的觀點，作系統性的研究和推介；另外一位重要的學者，應該算是南部教會的梅監霧牧師（Rev. Campbell Moody），他的著作相當多，鄭仰恩牧師也已經完整的研究他的著作並撰寫論文。因此不再贅述。（待續）
但是，假若引介外來思想或方法，是運用在工學、醫學、自然或是資訊科學，自然無可厚非；但是假若這是人文學科，甚或神學，就相當值得商榷。殊不知在永恆、普遍性的基本教義之外，各地的神學方法和思想都是反映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再根據神學而提出適合當地的解決方案。筆者並不反對引介外來的思想，但是在認識世界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自己，知道自己的長處與弱點，這樣才不會在引進外來思想的同時，卻因為對自己的瞭解不足，沒有足夠清楚的立場與之對話，因而讓自己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再來，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歷史事件的宗教，耶穌基督進入歷史成為人，帶來拯救的信息。教會每年慶祝最重要節日的復活節，是在紀念耶穌死而復活的歷史事件。因此，我們從歷史經驗當中尋找神學的素材，實在是實踐信仰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必須思考，到底過去400年的歷史，留下多少的信仰資產，讓我們現今的基督徒可以藉以建構台灣的神學？以下以聖經神學、系統神學、歷史神學、和實踐神學幾個主題來討論。
聖經神學：
17世紀中葉，台灣就已經開始有西拉雅語文新約聖經馬太（約翰）福音書的翻譯和出版，20世紀初期巴克禮牧師翻譯的白話字聖經、乃至1960年代開始的原住民聖經翻譯。這些過去出版或是長時間為教會信徒使用的聖經，實在是研究本土聖經神學的重要素材。在這裡所謂的聖經神學，不僅限於研究這些使用於台灣的聖經和原始希臘文、希伯來文聖經間的關係而已。我們尚可進一步研究，當初翻譯者選擇或使用文字背後的文化和神學思想為何？
例如，17世紀的聖經翻譯者在翻譯上帝的名稱時，除了拉丁文稱呼上帝的名稱Deos以外，也以「阿立」（Alid）來作為上帝的名字。是什麼原因，讓他選擇這個不屬於西拉雅語言的名稱來稱呼上帝？這個名稱的來源為何？除了馬太福音書以外，在西拉雅語和荷蘭文對照的教理問答書當中，編撰者引用大量的新舊約經文，透過這些經文可以瞭解基督教的信仰到何種程度，又能夠反映出多少17世紀荷蘭傳教士的神學思想？
巴克禮牧師所翻譯的羅馬字聖經所參考的聖經，究竟是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聖經，或者是從英文聖經（甚或當時出版不久的和合本聖經）？這是一個長時間以來教會歷史的研究者有興趣的一個問題。而從巴克禮牧師所翻譯的聖經到新譯本的羅馬字聖經之間，有多少修訂過的文字和詞彙，這些修定在神學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由台灣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合作翻譯的「紅皮聖經」又和羅馬字聖經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從跨教派的原住民聖經翻譯委員會創設開始，一直到目前陸續出現的原住民的聖經，這是一段相當漫長而艱辛的過程，而從最初的羅馬字到稍後使用注音符號，乃至回歸羅馬字的注音方式，整個過程也反映出政治現實的影響和無奈。除了歷史事實的呈現以外，不同的族群翻譯聖經時對特定的詞彙的選擇，又反映出多少當時的神學思想變遷？
聖經翻譯所牽涉的問題，不僅止於詞彙的對應而已，事實上那是西方的思想和台灣社會文化對話和協調之後所產生的結果。儘管台灣的聖經神學所處理的問題，不在於對目前西方所使用的各式批判方法提出新的貢獻，但是這並不減損這個議題的重要意義。畢竟，除了尋找最原始和正確的聖經原典之外，聖經如何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翻譯成特定語言的過程當中所顯示的神學思想變遷，也是極為重要的議題。台灣的經驗自然也不例外。
除了聖經翻譯的問題以外，台灣教會的個人研經著作，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主題，例如盧俊義牧師所出，疊繁浩瀚的解經書籍；無教會主義者鄭廷憲教授自費出版的《下樂姆》期刊，這些研究在聖經神學的意義是什麼？這也是相當值得研究的一個議題。
系統神學：
在台灣教會歷史當中，嘗試以系統性的方法來教育信徒基督教信仰，應該是起源於17世紀的荷蘭改革宗教會宣教師，他們使用西拉雅和華武壟/巴布薩的語言，編撰十數篇的教理問答。這些教理問答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屬於「本色化」的問答，因此在問答當中除了基督教信仰的表達以外，也可以看到原住民族宗教文化的部份面像。另外一類是西方使用問答的翻譯和移植。儘管們也為原住民信徒做了部份調整，但是基本上整個問答的進行是依據原始問答的架構，以簡單化的神學辯證來走。其實，不管是「本色化」的方法，或是移植的方法，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些問題所顯現出來的基督教信仰面貌和架構是什麼，信仰內容和台灣本地的文化的互動關係為何？台灣的模式和巴達維亞、摩鹿加群島、斯里蘭卡等地，甚至荷蘭本土的改革宗教會的模式有何差異存在。唯有在瞭解這當中的相同和歧異之後，才能夠清楚看到17世紀台灣神學思想的特殊性。
19世紀大稻埕教會的李春生長老的著作，是另外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主題。台灣的學術界對他的評價相當高，中央研究院文史哲研究所，多次以他的作品為題，舉辦研討會，和出版相關的著作，也有部份的學者將他定義為台灣的早期的哲學家。但是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李春生長老可以算是19世紀台灣教會相當秀異的基督徒神學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東西哲衡》從名稱可以推斷，算是相當早期嘗試以基督教信仰和華人思想和文化，進行對話和會通的重要思想家。儘管他的研究和19世紀以馬偕牧師為主的方法極為不同，但是不可否認，就詮釋和架構基督教信仰內容的角度來看，他的著作要比馬偕牧師的作品完整得多。儘管先前陳俊宏先生曾經多次在《教會公報》上發表短文介紹這位北部教會的平信徒，但是李春生的著作實在值得以基督教信仰的觀點，作系統性的研究和推介；另外一位重要的學者，應該算是南部教會的梅監霧牧師（Rev. Campbell Moody），他的著作相當多，鄭仰恩牧師也已經完整的研究他的著作並撰寫論文。因此不再贅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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