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醫三十年有感——從台北到台東/血液暨腫瘤內科醫師 劉漢鼎

最近大學同學們為了慶祝畢業三十年,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同學會。除了在台北的一場晚宴聚餐,大家知道我在台東工作,特地還包了一班鳴日號觀光列車,一路從花蓮玩到台東。畢業三十年重聚,有許多聊不完的話題,我們一起回憶求學時的往事,也想到過去三十年來行醫過程的點點滴滴。

自己在這三十年中,除了兩年軍醫生涯,六年住院醫師訓練,十三年在北部醫學中心執業,半年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受訓,最後九年投入到偏鄉癌症醫療工作,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行醫。一路走來,最感謝的還是主的同在,朋友同事的幫忙,和家人朋友在背後的支持。

自我反省內在的驕傲
以前我還是醫學生時,不知天高地厚,總以為學有所成,很快就能夠行醫濟世,幫助病人,贏得名聲和不錯的收入,從此人生一路順風,無限美好。然而大六時,上帝藉由一個路倒病人,打破了我的美好想像。我以為我可以靠著自己的急救技術來拯救那位病患,實際上我無能為力。我的自信和對醫師工作的憧憬,也在一夕之間完全破滅。

我從這個事件中,反省了自己內在驕傲的罪,相信這是上帝給我當醫師前的一門功課。祂提醒我,生命是脆弱的。醫療無論如何進步,都有其極限,只有上帝才是最終極的醫治者。面對生命,很多時候你其實無能為力,還是要交託給上帝。一個醫師所能做的,所該做的,就是效法主耶穌「愛人如己」的榜樣,把自己所學所知,提供給患者一個良心的建議,由患者自己來決定是否願意嘗試。最後的治療結果,交給上帝決定。

無奈的總醫師歲月
我的六年住院醫師訓練是在台大醫院,前三年是內科,後三年是在腫瘤醫學部和血液科。工作相當辛苦,學習過程也倍受挫折。然而讓我覺得最痛苦的一個任務,是管理病床的工作。以前台大是由總醫師管病房,誰住院誰出院都是總醫師說了算。

但僧多粥少,病床永遠都不夠安排。我在當腫瘤醫學部總醫師時,每天手上都有厚厚一疊待床名單,主治醫師們要床,急診要床,其他科要床,甚至民代助理也都來要床,每天都有接不完的請求或關說電話。我記得有一次病房大出院,空出許多病床,我想有些病人等了快一個月,應該趁這機會安排住院。沒想到打電話到家中,竟得知患者已經過世了,當下真是難堪到了極點。

虛有其表的醫學中心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我自覺不是做研究的人才,老師便幫我介紹到北部一家財團法人醫學中心當主治醫師。相對於台大醫院來講,教學和研究的壓力比較小,也比較可以全心全力投入在患者的照顧工作上,是還算不錯的工作機會。然而持續工作十幾年下來,有一些問題逐漸浮現出來,最後讓我決定遠離台北,遠走台東。

其一,績效導向的經營方向。
財團法人醫院,雖然是號稱「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但骨子裡還是脫不了績效導向的經營模式。在我擔任主治醫師四~五年後,醫院一聲令下,醫師改為無底薪的全績效制,醫院只看每個主治醫師的服務量,再採取分帳的給薪方式。剛開始時似乎只有少數醫師受影響,後來就發現後遺症越來越多。例如年輕的主治醫師沒有基礎病患,薪水甚至比住院醫師還低,必須到處打工值班,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有些醫師為了追求業績,也可能鼓勵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檢查或治療。也有醫師為了績效,不敢進修,也不敢休假,非常辛苦。最討厭的一點是,各科會看績效高低來取捨病人,績效點數高的病人,大家搶著要;績效點數低的,就互踢皮球。我們科就常常收容照顧了很多別科不要的末期癌症患者,照顧起來相對辛苦,但無法反映在所得績效上。

其二,齊頭式要求論文產出。
醫院為了想維持醫學中心的門面,要求每位主治醫師每幾年都必須有新的研究論文發表,沒有論文的,就扣薪懲罰。我以前在住院醫師時,曾在老師指導下寫了一篇論文,但我很清楚這篇論文其實沒有太高的價值,幾年以後就不會再有人閱讀。升上主治醫師後,我完全沒有動力為寫論文而寫論文,寧可被罰款也不想寫,但還是常常被院方點名施壓。
其三,為了通過評鑑而不擇手段。

醫學中心每四年需要接受評鑑,為了通過評鑑,醫院要求每個主治醫師都要負責某些條文。有些條文平時大家不太注意,到了評鑑時,只好臨時抱佛腳。雖然不敢講有造假,不過也相去不遠。例如評鑑條文規定病歷寫作必須要有主治醫師的修改記錄,院方就大動作調出所有病歷,要求主治醫師在期限內要做出「修改」的痕跡。害得我們平時白天醫療工作忙了一整天,晚上還得加班挑燈夜戰來做這些無意義的工作。

決定辭職
最後,讓我決定辭職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過河拆橋的醫院高層。雖然醫院有前述種種不合情理的地方,但在患者和家屬的支持鼓勵,以及同事患難與共的情誼下,這些都還能忍受的下來。而讓我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還是醫院高層過河拆橋的惡劣態度。差不多十幾年前,醫院通過醫學中心評鑑不久,院長開始輪流召集各科主任進行約談,重點就在於如何提升績效。

我們血液腫瘤科患者雖多,但仍被院方認定是賠錢科,科主任要接受檢討,並提出改善計畫。我雖然不是科主任,但也算是資深主治醫師,覺得我們為了醫院付出甚多,卻沒有贏得應有的尊重。這樣的工作繼續做下去,越來越沒有意義,於是我想辭去現職,換到一家教會醫院工作,至少覺得有在為主做工的感覺。

我記得第一次跟教會盧俊義牧師談換醫院服務的想法時,盧牧師很清楚告訴我,不要以為在教會醫院工作,就是在為主做工。很多教會醫院,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仍是以營利為目的。接著他就跟我提起和信醫院計畫跟台東的醫療院所合作,就近照顧台東的癌症患者,他鼓勵我參加這個計畫。這個邀請,帶給我很大的衝擊,頓時讓我陷入天人交戰中。

在台北長大的我而言,台東是個陌生的地方。雖然知道台東癌症的死亡率偏高,但台東的醫療院所在癌症醫療方面,的確基礎相當薄弱,我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帶來什麼改變。我請教過不少師長朋友,大部分人都勸我不要異想天開,不要衝動行事,要多考慮家人,要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等等。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內心一直都在搖擺不定的狀態。

然而上帝是信實的,祂讓我在禱告中,有越來越強的感動。祂又透過一節聖經經文:「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深深地激勵了我。甚至祂向我顯現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讓我清楚感受到上帝愛我,願意為我捨命,如果我要效法祂,也應該要揹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跟祂一起到台東去。於是我寫信跟盧牧師說,我願意去台東,只要是上帝的帶領,不要說台東,到離島我也願意。

台東行醫九年
十年前,在盧牧師穿針引線的帶領下,和信醫院首先派出曾雅欣、謝佩玲兩位護理師到台東,並在東基設立癌症諮詢室,協助癌症病人的轉診和就近照護的工作。我則是辭去醫學中心的職務,先在和信醫院受訓,期間受到黃達夫院長和多位師長同事的鼓勵和支持。半年後我也跟著這兩位開路先鋒的護理師來到台東,在東基設立癌症照護團隊,開始相關的照護工作。

凡事起頭難,剛開始沒有太多患者,我們就從最缺乏照顧的癌末病人做起,也開始走出醫院,進到患者家中做居家醫療。最遠還曾跑到蘭嶼,和蘭嶼在地的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逐漸地,和信的鄭鴻鈞醫師也來到台東,和東基合作設立癌症中心,並成立了放射腫瘤照護團隊。另外幾位對安寧照護有使命感的醫師、護理師的加入,也強化了安寧緩和照護團隊。

同時也有多位醫學中心借調來和志願來台東的內、外科醫師,大家通力合作,集思廣益,在團隊會議中協調出最佳的照護策略,提供給病人和家屬做決策參考。在這種「和信風格」的照護模式下,沒有互搶病人,也沒有互踢皮球的問題,大家各自發揮所長,讓患者得到最大的好處。

這樣的合作精神,甚至擴散到院外,讓我們跟台東的友院和基層醫療單位都能夠建立起互信互助的默契,大家截長補短,合作愉快。當然我們也會碰到困難的病例,必須要轉診到外縣市,我們也盡力與和信醫院和其他大醫院建立聯繫的管道,提供轉診交通費補助,讓轉診過程更為順暢。

我們的努力,最近開始看到成果。台東癌症的標準化死亡率在最近這四、五年有明顯下降,與其他縣市的差距不斷在縮減中。以前台東的癌症病友,七成會選擇到外縣市就醫,只有最虛弱,最窮的患者會留在台東治療。現在這個趨勢已經反轉,大部分的患者願意信任台東的醫療院所,並選擇就近在台東治療。

近三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許多醫院為了做好防疫,縮減病床、降載門診,整體照護能量降低了不少。奇怪的是我們在台東,同樣也是降載防疫,但癌症患者不減反增,甚至呈現倍數成長。原因是許多原本在外縣市就醫的癌症病友,在疫情高峰時,有的人擔心染疫,寧願改為就近治療。有的則是外縣市原團隊主動將患者轉介給我們。

對此我深有所感,在一次全院禮拜中,我以「上帝是患難中的避難所」為題分享。原來上帝在十年前讓我們來台東,就是為了這場世紀疫情做預備。如果當初我們沒有來台東,沒有在東基設立癌症中心,強化癌症醫療的照護能力,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台東的癌症患者會流離失所,不知何去何從。

與主同行的醫療工作
最後我想分享幾點台東行醫特殊的地方。其一是濃厚而純樸的民風。以前在台北,患者送禮多半是酒類和禮盒,有時還夾帶紅包。我們還得常常提防患者並非單純的感謝,而是想要享有特殊待遇。在台東,患者送禮常是自家種的水果蔬菜,就只是單純地表達感謝之意,將家裡有的拿來醫院跟團隊成員分享。

另外在台東行醫,雖然有時也會覺得辛苦,但走出醫院,附近就有無敵美景,多元族群文化和豐富的自然生態,這些都是上帝所預備的神奇療癒處方。到處走走看看,很快就讓你重新充電飽滿,更有力氣向前奔走。行醫三十年,我個人深感在台東的這九年是最精彩,最豐富,也最有意義的過程。

對此我感謝上帝的呼召,家人的支持,和眾多親朋好友的鼓勵。但願有更多醫療工作者也能夠有同樣的眼光,不再將偏鄉行醫視為畏途,願意投入到基層中,我相信上帝會祝福,讓我們的工作充滿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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