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東門聖歌隊靈修營—謝緯牧師醫療宣教巡禮」行旅報告(三)/林昌華

「謝緯牧師紀念主日」
第二天早上聖歌隊吃完早餐後,就搭乘遊覽車前往南投教會參加當天的主日崇拜,並且受邀在禮拜中參與獻詩的服事。南投教會建築曾經歷九二一地震的浩劫造成結構損壞而成為危樓,經歷數年的重建後重新矗立,如今已是熱鬧的南投街上一座美侖美奐的教堂。在禮拜堂旁邊是已不再使用的幼稚園建築和空地,教會準備將來拆掉老舊建物重建,作為教育館和其他使用之空間。想必在數年後重訪此處之時,定然會有新的面貌呈現吧。當天禮拜是教會所訂定的「謝緯牧師紀念主日」,獻詩的隊伍除了我們和南投教會以外,也有南投教會所分設出去的南崗教會前來參與禮拜,整個禮拜堂坐滿了參與禮拜的弟兄姊妹,實在非常的熱鬧。

當天早上牧師的講道題目是:「憨人神學」,經文為《哥林多前書》1章17-21節。他以陳樹菊、謝緯牧師和史懷哲3個人的事蹟來作為講道結構譬喻。事實上,陳樹菊的故事是引言,目的是藉此接上謝緯牧師的事蹟。牧師提到陳樹菊自幼生長在一個窮困的家庭,13歲那年因為母親難產亟需開刀剖腹生產,然而因為家裡貧窮,走遍親友沒有辦法借到開刀所需金錢。更不幸的是他們碰到一位唯利是圖的醫生,他以缺乏保證金的理由拒絕診治,最後陳樹菊的母親因為沒有受到醫療照顧而與懷中胎兒雙雙死亡。這是陳樹菊女士生命當中遭遇的第一個悲劇。由於經歷到窮困所帶來的苦難,所以陳樹菊誓願只要能力許可,願意出手幫助一切有需要的人。這是一則很感人的真實事蹟。牧師接著話鋒一轉,提出一個問題:「假如當初陳樹菊的母親遇到謝緯醫生的話,那她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其實答案不難想像,難產的婦人就算沒有錢,也會受到完整的照料,甚至在出院時會收到謝緯牧師贈送的一筆金錢,作為產後身體調養和照顧嬰孩之用。

只是筆者認為,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受到謝緯醫生善意照顧下,陳樹菊的家庭定然不會經歷母子雙亡的的悲劇。在平順的生活經驗下,她不會知道經濟困境所帶來的衝擊是多麼的嚴厲。可能陳樹菊內心產生對謝緯牧師的感激之心,然而她卻成為一位普通的賣菜女孩;或許幸運一點的話,她的家境好轉而有機會接受教育,然後順利的工作結婚建立自己的家庭。我們可以推想,現在的她應該是為了兒孫的成家或工作擔憂的年紀;畢竟這是一個普通女性人生必經的過程。但是上帝讓她走上不同的道路,遇到那位唯利是圖的醫生。上帝讓她遭受苦難;一般人在經歷苦難時可能會埋怨命運的不公,可能會絕望而變得自私。然而上帝賜與她的內在力量,將苦難的咒詛轉化成為其他苦難者的祝福。換句話說,假如不是陳樹菊女士受到苦難,那些曾經受過她幫助的人可能是求助無門,而造成更多的悲劇。這是人生的難題,但卻也是上帝智慧的奧秘。

東門教會聖歌隊在6月17日參加南投教會的禮拜,而那一天卻也正是謝緯牧師蒙召48週年的紀念日,因此有更深刻的意義。和台灣醫療傳道史當中著名的宣教師如蘭大衛醫生、馬偕牧師、盧嘉敏醫生(創設大社醫館然而卻因急病而殉職)或照顧癩病患者的戴仁壽醫生相比,謝緯牧師所留下的成果不算是最多的,然而,謝緯牧師在一般信徒的的心目中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為什麼?筆者認為應該是和他的受難故事有很大的關係。他為了不願意病患多受疾病的折磨,不顧當時疲累的身軀,在一早忙碌診治埔里醫院的患者後,中午返家稍做歇息就又立刻驅車前往二林醫院診治患者,而在半途中殉難。正如謝牧師娘在前晚的見證所言,年幼時他曾經和上帝誓約,只要疾病得到醫治他就要將一生奉獻給主。而他一生的生命就是全然為主所用,甚至最後是在服事的半途上,上帝接他回天家。就是這樣的精神讓謝緯牧師不同於其他的醫療宣教師,也是如此讓台灣人感念他的奉獻。

黃牧師提到的第3個人物是史懷哲,史懷哲先生擁有3個博士學位,同時是音樂家、神學家和醫學學者,可算是當時歐洲社會中少見的秀異之士。但是他卻願意放棄高學位所帶來的優渥生活條件,而進入當時被看做是蠻荒叢林之境的法屬赤道非洲(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現今的加彭共和國),於1913年在蘭巴倫(Lambarene)設立醫院,照顧沒有機會得到適當醫療照護的非洲人。事實上,這是過去的歷史,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故事。而且在現今「後現代思潮」影響下的非洲人也不一定會感激史懷哲醫生的奉獻。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史懷哲決定離開舒適的歐洲故鄉,而前往草莽蠻荒的非洲異鄉行醫,背後推動他這個決定的動力是什麼?事實上,史懷哲有一句舉世著名的話:他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蘭巴倫」。筆者認為,這應該是解答為什麼史懷哲離開歐洲,前往非洲的答案。

歷史記錄當中的史懷哲是著名的管風琴音樂家(在他影響之下發生了管風琴的革命),也是研究巴哈音樂最重要的學者之一。所以他的生命當中並不缺乏音樂和藝術之美的涵養。顯然,他認為這些還是不足,於是他認真追求更高深的學術生活而一頭鑽進神學的研究,除了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之外,更出版一本影響深遠的《新約聖經》研究著作《歷史耶穌的研究》(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在這本重要的著作當中,他分析前一個世紀「歷史耶穌」的研究成果後,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只有將耶穌放在猶太教末世神學的觀點上,才能真正掌握歷史耶穌的意涵。照理來講,擁有這樣的學位和學養的史懷哲可以在歐洲的任何大學擔任教職,從事更高深的學術研究、或是周遊歐美甚至亞洲各處四處講學。顯然,他認為學術並不是上帝為他安排的使命之所。1905年當他30歲時向法國「巴黎福音宣道協會」(Society of Evangelist Mission of Paris)申請成為該會的宣教師。然而他的路德宗教會背景,卻讓他遭到該協會拒絕。為了實現他的宣教師夢想,他改弦易轍開始習醫,在1911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然後以醫療宣教師的身份向同一個協會再度提出申請,此次他如願的獲得巴黎福音宣道協會的接納,派遣他前往非洲,於是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蘭巴倫。

正如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當中對上帝的表白:「直到找到祢,我的內心才得到真正的平安」;「蘭巴倫」所代表的意義是:當我們找到上帝為我們所安排,可以用我們一生奉獻的使命之地時,我們的心靈才會停止流浪,願意將我們全部的時間與生命投注在這個使命之地。其實,黃牧師所提的三個人物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找到了生命中的蘭巴倫,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就是對這種生命意義的肯定,讓他們願意放棄一般人看起來美好的一切而在所不惜。就是這樣的力量鼓動了一個世代接著一個世代的福音傳人,將拯救的福音傳揚到天涯海角。想到這裡不禁自問:「那麼我自己的蘭巴倫在哪裡呢?」你的蘭巴倫在哪裡?

台中「救恩之光」教會
中午受到南投教會和謝緯牧師娘的款待,在享用完中餐之後我們驅車北上,前往位於台中的「救恩之光」禮拜堂出發。在經過將近一個小時的車程,在大雨滂沱之下來到禮拜堂門口,教會的長老已經在一樓等待我們的到來。由於大雨的關係,無法從外部觀察教會整體建築,但是走進大樓川堂就立刻感受到整體建築的特異之處。首先進入眼簾的是面對大門的一面汨汨而下的水牆,以及兩面直立由底到頂的清水式牆面(光滑的水泥牆面,不做任何的修飾)。這樣的建築設計讓筆者不禁納悶:那麼禮拜堂在哪裡?

根據教會長老的解釋,當教會籌募足夠土地和基金準備重建禮拜堂時,廖偉立先生就主動表示願意為教會設計教堂。在首度見面的建築概念討論會中,廖先生提出:「矗立在亞拉拉山頂的挪亞方舟」作為建物基本設計概念後,立刻獲得教會的同意和委託。從這樣的概念可以推想,在清水式建築結構(亞拉拉山)之上,矗立一座木造的禮拜堂建築(挪亞方舟)。就筆者粗淺的概念所知,除了天主教的禮拜堂以外,這是台灣第3間先有某種聖經或神學概念,再據此作為建築的結構設計的教堂(另外2間,東海大學和我們東門教會都是「祈禱的手」做建築結構的設計基本概念;而以詩篇23篇做庭園規劃設計的淡江中學禮拜堂則是另外一種想法了)。除了基本的挪亞方舟設計概念之外,亞拉拉山兩面清水牆間,以7座陸橋連接起來,根據教會長老的解釋,是使用《約翰福音》經文中耶穌7度自我介紹的話語,作為陸橋概念的設計。最後,建築師將川堂拾級而上的階梯以「理性空間」、「感性空間」和「神性空間」三個層次概念,作為信仰追求的不同階段。在禮拜堂建築底下的地下室第一層作為教會和社區大眾交流的公共使用空間,除了作為教會團契集會之所,同時也是社區老人日托的活動場地。

「救恩之光」的教堂建築規劃想法有別於現今許多教會的建築規劃設計。如今許多擁有自己土地的教會在建構新禮拜堂時,大多會以商業大樓模式作為建築規劃的首選,在政府建蔽率允許的範圍下建造四方形的建築,底下的幾個樓層出租,上方的幾個樓層面積作為禮拜堂、教育館和牧師館之用。這樣的建築規劃自有其信仰和教會發展的考量,他人自然難有置喙之處。這也是「救恩之光」禮拜堂建築顯得特別和吸引社會目光之處。要知道,從古至今不管所屬教派為何,都不會將禮拜堂當成是一般的建築物來看,許多的信徒甚至將禮拜堂看成是與上帝相遇的所在。換句話說,禮拜堂對一個基督徒的意義是什麼?值得我們思考。

筆者在荷蘭求學之時,喜歡到各個城市的禮拜堂去參觀,從教堂的記錄得知,大部分的禮拜堂建築都超過500年以上的歷史,而且幾乎每個禮拜堂建築的時間都超過100年以上的時間(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聖家堂(Sagrada Familia)教堂,從1882年開始建築到現在還沒有結束)。《維基百科》介紹「聖家堂」建築時解釋,為什麼禮拜堂的建築需要超過百年以上,是因為教堂建築需要個人的奉獻,所以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完成。但是歐洲中世紀的教會擁有巨大的財富與各色的人才,怎麼會有資金不足的問題呢?筆者認為,不是建築資金造成教堂建築過程的緩慢,是敬虔的信仰態度導致。帶著敬虔的心協助禮拜堂建築的工匠,將他所負責的部分,不管是打造石塊、燒製彩繪玻璃、雕刻講台和雕像、壁畫或繪畫、鐵器或金屬器具的鍛冶等,看成是上帝的呼召,於是將自己的作品看成奉獻給上帝的祈禱。他們會用最好的材料做成最完美的成品後,再置放到禮拜堂當中。所以整個禮拜堂是用敬虔的心所建構起來的,這種態度自然讓人感受到對上帝的崇敬之心。讓走進教堂的信徒,感覺自己是走進了上帝國度的神聖空間當中。由於禮拜堂中的每一塊石頭,每一個成品都可以是一件單獨的藝術品,而製造這些作品需要不斷的嘗試,或是專注的精細雕琢之後方能完成,因此自然整個禮拜堂建造的時間就拉長到甚至超過100年的時間。由於禮拜堂是以最好的材料和最嚴謹的態度所建造,所以雖然歷經時間考驗和戰亂摧殘,都能在千百年之後屹立不搖,忠實扮演傳播福音的角色。

荷蘭每個城市最主要的禮拜堂,原本幾乎都屬於天主教會所有。16世紀荷蘭的宗教改革和獨立運動之後,荷蘭政府將之沒收交給荷蘭改宗教會使用至今。而16世紀尼德蘭地區的宗教改革運動,也是緣於宗教改革的信徒不滿於天主教禮拜堂四面牆上過多的圖像和雕像,爆發「聖像摧毀運動」(Iconoclasm movement)所導致。以「上帝話語」作為信仰核心的加爾文傳統信仰,當然不會樂意看見禮拜堂中的天使、馬利亞、使徒和聖徒的雕像和畫像,而將這些作品當成偶像崇拜來看待,而加以摧毀。現今荷蘭大部分高聳的禮拜堂中,已經不再看見天主教時期的雕像與壁畫,但是走進禮拜堂時內心仍然有一股對神聖空間的敬畏之心。筆者認為是禮拜堂的幾個主要的元素所造成:高聳的天頂和巨大列柱產生的空間感、日光透過彩繪玻璃所產生的神秘光影、管風琴從低沈到尖銳和鳴時所產生的廣闊繁複樂音,三個元素的交互作用下,讓人不禁感到自身的渺小,而對上帝由然生出敬畏之心。

然而,教會建築除了「神聖性」的特性之外,另外也有其「公共性」的功能。早期的歐洲的城市規劃有一個特色,就是整個城鎮以禮拜堂為中心,然後再向外擴張出去。這樣的規劃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所有的城鎮居民都是屬於該教會的信徒(中世紀的時候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這種情況在歐洲已經成為不可想像的歷史了)。從空中鳥瞰,幾乎所有的禮拜堂建築外型,都像是一個置放於地的十字架。然而,在教會的主要建物的禮拜堂邊,也一定會建造一座遠高於禮拜堂主建築的鐘樓,為什麼?這就是教會的「公共性功能」的部分。

荷蘭的正式名稱是「尼德蘭」(the Netherlands)原始的意義是「低窪的土地」,顯而易見荷蘭境內完全沒有高山(連丘陵都看不到)而是一片平整的土地。所以教堂邊的高聳的鐘樓就很重要了。鐘樓有2個功能,那就報時和通報,以及火災防制。中古時期整個城鎮的生活作息和教會息息相關,所以鐘樓除了通知信徒前往教會禮拜以外,遇有緊急事件時,鐘樓是召喚市鎮居民集合的最主要工具。另外,古時候沒有時鐘,所以鐘樓也提供報時的功能;再來,由於古時荷蘭一般人民的住家都是木造連棟建築,如遭遇火災時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命和財物損失,所以古時候在鐘樓頂端都安排有警戒人員24小時監視城市四方,假若發現有火災跡象,警戒人員可以立刻通知城市消防隊員攜帶器械前往滅火。如今鐘樓的警戒功能已經消失,然而報時功能卻仍提供精準的時間。有時候,鐘樓的旋律不是千篇一律的固定樂音。記得2002年筆者在荷蘭萊登大學求學之時,曾有一次聽見鐘樓敲擊德弗札克第9號交響曲的念故鄉樂段,一時思鄉情切,加上課業困難且繁重不知是否能順利拿到學位,而不禁悲從中來,哀傷了好幾天的時間。

最近幾十年來,荷蘭改革宗教會面臨信徒急速萎縮的問題。造成這個現象的問題也成為教會和神學家想要瞭解和解答的問題。學者們所提出來的原因林林總總,不外是檢討教會的封閉的會員制設計、大環境的變遷、宗教多元產生的影響。筆者認為,當人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他就失去了對上帝的渴望和敬畏之心,當然教會也會萎縮,這是舉世皆然的的事實。倒是如今教會建築提供另外一種「公共性功能」的例證。2002年秋天,為了蒐集資料筆著前往荷蘭北部的城市荷恩(Hoorn)。由於當天是禮拜天,筆者進入該城的主要教會想要參加禮拜。但是走進建築卻發現,那裡已經變成一間百貨公司了。《以西結書》10章描述上帝的榮耀離開耶路撒冷聖殿的過程。最後他說:「上主的榮耀上升,離開了城,停在城門東邊的座山上。」耶路撒冷城是以上帝的聖殿為中心所建築起來的城市。當上帝離開了聖殿之後,耶路撒冷還剩下什麼?只有絕望與恐懼。
東門聖歌隊在這2天的短暫旅行當中,參觀了二林基督教醫院的謝緯紀念館、草屯的毓繡美術館、與謝緯牧師娘會談、參與南投教會的禮拜,以及台中救恩之光的教堂建築。儘管時間不長,卻讓我們的心靈有豐盛的收穫。實在感謝上帝的恩典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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