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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哲學基礎薄弱——台灣發展隱憂／林俊義
作者: 東門教會 日期: 2016-05-29 00:01
科研執著技術層次，在國際只能做衛星附庸，
欲建立學術實踐主體性，須扎下科學哲學深根。
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科學研究人員對科學哲學的認知十分重要。無奈在台灣的科學界、學術界及經營科學的科技部鮮少提及科學哲學在科學發展的角色，以及科技人才培訓的重要性。我膽敢地說對於科學哲學的忽視，是台灣科學無法振興升級的主因。
科學哲學是什麼？這個問題是西方自十六世紀「現代科學」萌芽以來，一直都在探討的問題，也是哲學領域中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因此，西方學者對於科學作為「求真」的一種方法，或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分野都不斷地在爭論中；對所謂「科學方法」的有無及其限制、缺陷都有一些認識。但在台灣，從事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工作人員把科學的認知視為當然，自以為「我讀科學怎麼不知科學是甚麼的傲慢」。大都自認為本應知道的問題。從我長期與科學社群接觸的經驗，很不幸地， 大多數人對「科學哲學」通常僅止於「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義的理解」。因此，台灣的科研工作大都強調「技術」的層次，而無法在研究的設計、假設的建構、實證過程的詮釋及實驗成果的評估上，做「科學哲學」的省思，更無能把自我研究的題材理論化。如此，科研的工作（探討自然的奧秘）即成為枯燥乏味的技術的動作而已，無法產生追求知識的深度及科研的熱情、喜悅及興奮；結果令人興奮的科研工作只是變成個人謀求餬口、升等或傾軋的工具。在無科學哲學的基礎下，科研成果不但難以深化，當然無法國際化，遑論本土化了。
因台灣的科研工作大都在「技術」的層次上，科學哲學的認識也就不是很重要了（這也可以說明科技社群不重視科學哲學的原因）。檢視台灣科研工作大都停留在「描述性」的科學（在台灣還是很需要的）。當然也有很多的科研工作是「解釋性」的科學；遺憾的是，大都「解釋性」科學的實驗設計均停留在歸納法或邏輯實證論上（即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科學哲學告訴我們「大膽假設」是對的，但「小心求證」就不一定了！難怪台灣這麼多的科研成果大都只能僅作「參考」的用途，毫無創建或突破理論的價值，台灣科研工作人員如能認識一些波普（K. Popper）的「否證理論」，相信對科研工作一定有些幫助。我們要鼓勵多思考「預測性」的科學；鼓勵創意，多做「大瞻假設」（但要有條件），把自己的科研題材「理論化」，再來證實或否證的話，那麼成果一定會深化，也會國際化，也會本土化的。
因台灣科研的成果大都在「技術」的層次上，縱然能在國際學報上出版，充其量也是國際科研的衛星產品而已。再加上大都研究多為依據邏輯實證論的「解釋性」的科學成果，縱然很多能在國際學報上出版，縱然能提升我國的「科學引用索引」（ＳＣＩ）的次數，但在國際科學上的價值僅在「集郵」似的成果中作「參考」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提出各國如何發展科學與技術政策的優先順序時，把科學哲學放在最優先的第一項。我特別把發展科學與技術政策的十二優先順序列舉如下：一、科學哲學；二、科學史；三、科技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四、科研人員創造力與心理社會學；五、科技經濟學（包括科技規劃、管理及資助方法與手段）；六、科技潛力評價；七、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制訂及國家科學技術的立法、條例；八、科學技術預測與評價；九、技術轉移及擴散；十、科學技術執行單位對科研工作的管理與組織；十一、科學技術國際合作及其政策與立法；十二、案例調查．對具體科研規劃及項目的結果的社會分析與評價。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優先次序的安排？希望關心台灣科技發展的學術界、科技社群及科技部一起思考一下。
台灣要如何建立「學術實踐的主體性」，科學哲學的教育不可或缺。
欲建立學術實踐主體性，須扎下科學哲學深根。
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科學研究人員對科學哲學的認知十分重要。無奈在台灣的科學界、學術界及經營科學的科技部鮮少提及科學哲學在科學發展的角色，以及科技人才培訓的重要性。我膽敢地說對於科學哲學的忽視，是台灣科學無法振興升級的主因。
科學哲學是什麼？這個問題是西方自十六世紀「現代科學」萌芽以來，一直都在探討的問題，也是哲學領域中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因此，西方學者對於科學作為「求真」的一種方法，或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分野都不斷地在爭論中；對所謂「科學方法」的有無及其限制、缺陷都有一些認識。但在台灣，從事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工作人員把科學的認知視為當然，自以為「我讀科學怎麼不知科學是甚麼的傲慢」。大都自認為本應知道的問題。從我長期與科學社群接觸的經驗，很不幸地， 大多數人對「科學哲學」通常僅止於「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義的理解」。因此，台灣的科研工作大都強調「技術」的層次，而無法在研究的設計、假設的建構、實證過程的詮釋及實驗成果的評估上，做「科學哲學」的省思，更無能把自我研究的題材理論化。如此，科研的工作（探討自然的奧秘）即成為枯燥乏味的技術的動作而已，無法產生追求知識的深度及科研的熱情、喜悅及興奮；結果令人興奮的科研工作只是變成個人謀求餬口、升等或傾軋的工具。在無科學哲學的基礎下，科研成果不但難以深化，當然無法國際化，遑論本土化了。
因台灣的科研工作大都在「技術」的層次上，科學哲學的認識也就不是很重要了（這也可以說明科技社群不重視科學哲學的原因）。檢視台灣科研工作大都停留在「描述性」的科學（在台灣還是很需要的）。當然也有很多的科研工作是「解釋性」的科學；遺憾的是，大都「解釋性」科學的實驗設計均停留在歸納法或邏輯實證論上（即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科學哲學告訴我們「大膽假設」是對的，但「小心求證」就不一定了！難怪台灣這麼多的科研成果大都只能僅作「參考」的用途，毫無創建或突破理論的價值，台灣科研工作人員如能認識一些波普（K. Popper）的「否證理論」，相信對科研工作一定有些幫助。我們要鼓勵多思考「預測性」的科學；鼓勵創意，多做「大瞻假設」（但要有條件），把自己的科研題材「理論化」，再來證實或否證的話，那麼成果一定會深化，也會國際化，也會本土化的。
因台灣科研的成果大都在「技術」的層次上，縱然能在國際學報上出版，充其量也是國際科研的衛星產品而已。再加上大都研究多為依據邏輯實證論的「解釋性」的科學成果，縱然很多能在國際學報上出版，縱然能提升我國的「科學引用索引」（ＳＣＩ）的次數，但在國際科學上的價值僅在「集郵」似的成果中作「參考」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提出各國如何發展科學與技術政策的優先順序時，把科學哲學放在最優先的第一項。我特別把發展科學與技術政策的十二優先順序列舉如下：一、科學哲學；二、科學史；三、科技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四、科研人員創造力與心理社會學；五、科技經濟學（包括科技規劃、管理及資助方法與手段）；六、科技潛力評價；七、國家科學技術政策制訂及國家科學技術的立法、條例；八、科學技術預測與評價；九、技術轉移及擴散；十、科學技術執行單位對科研工作的管理與組織；十一、科學技術國際合作及其政策與立法；十二、案例調查．對具體科研規劃及項目的結果的社會分析與評價。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優先次序的安排？希望關心台灣科技發展的學術界、科技社群及科技部一起思考一下。
台灣要如何建立「學術實踐的主體性」，科學哲學的教育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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