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撫台街洋樓解謎‧陳柔縉
去年秋天，單車試新，意外走過一些陌生的街弄。從河堤鑽出大稻埕，擦身北門，隨興游入延平南路。
「哦！甚麼建築？」近望著她，乍時有點恍惚，懷疑自己身在異國。印象中，台北的街景好像找不出可以與之比擬的西洋樓房。挨近一看，土黃色的牆面曾新刷過，門窗緊閉，門牌上方有文化局的貼牌標示，原來是老太太重披婚紗，即將再次登場的市定古蹟。
自認日日流連日本時代的街頭，夜夜演出穿越時空的想像劇，卻完全沒聽過有個古蹟叫「撫臺街洋樓」，雖然四下無人，也非考試，尷尬還是從胸膛最底層一湧而出。竊想古蹟建築非我專攻，多望兩眼，就跳上單車，轉頭離去，羞愧也快快隨著身體一起開脫了。
這一別，冬天也過了。
新春再來，三月剛開，走進台大，撞見杜鵑和白流蘇，也撞鬼似的，再度遇上這棟古蹟洋樓。
我是為了瞭解日本時代紳士戴帽習慣，到台大圖書館重查高雄老市長楊金虎的《七十回憶》。老市長曾寫初會楊太太時，他「一表青年」，穿白西裝、戴麥桿帽。這本《七十回憶》藏在圖書館深處的密集書庫。我像一葉小舟，拐來轉去，穿過書山間的峽谷，匆促前行。正要流入密集書庫前，眼角餘光突然平行掃瞄到一本叫《西洋風》的書，於是止住搖櫓，停在江上看起煙花來了。這一大區的書盡是談東西文化的交盪，我嚼之生津，一本接一本翻著讀著。忽然，瞄到書架最高最偏處，不到一公分厚的書背，擠著一串窄窄長長的書名，幾個字立刻自動掃過大腦的C槽D槽，進行超音速搜尋。遺忘區靜止的五個字「撫臺街洋樓」硬是給搖醒了，「啊！就是談那一棟兩層樓古蹟！」
這是受官方委託的古蹟研究調查報告，略翻一下，始知斯樓頑強。幾十年的戶籍地籍都查遍了，還查不出到底建於何時、由誰起造。學者專家會審，談來論去，頗為遺憾。不過，報告裡的另一段，當下更教我感覺新鮮；閩南話的「亭仔腳」、北京話的「騎樓」，日本人說成「檐庇步道」。
那天，帶著兩片稀薄的記憶殘雲，我很快跌回楊金虎的一九二○年代，他在南台灣動用十部汽車迎娶的浩大排場，想必觀者如堵，孩童拼命在車後嘻笑追跑。
十來天後的週末，兒子的音樂教室在總統府旁舉辦年度發表會，他已經大到寧可父母的參與熱情下降三十度。既被謝絕臨賞，只好知趣，信步走到附近的國家圖書館，繼續翻我的舊報紙。
「我的舊報紙」名叫《臺灣日日新報》，發行四十七年，從日本人來到日本人走。在我看，根本就是日本時代的重大遺址，隨手撥開砂土，就有小碎鑽若隱若現，一閃一閃，輕訴台灣社會蛻變的秘密。《臺灣日日新報》原報紙早已骨質疏鬆，脆弱不堪，館員說，稍微輕輕翻頁，泛黃紙片便如雪花落下。二十幾年前，圖書館開始提供縮小的影印本；B4大小，每本三、四公分厚，藍藍的書皮，足足兩百多本，龐大又笨重，彷彿圖書館裡的一片藍牆。近幾年，我組成一人考古隊，三天兩頭，就在這個報紙遺址挖來挖去。
這一年，為了探究以前的人怎麼推銷東西，只集中力氣看廣告版。依進度，那一天來到一九一○年。突然，有個廣告標題寫著日文漢語：「新築落成御披露」，翻成中文，就是「新廈落成正式啟用」。長方形的廣告中有個橢圓形框，框內有一棟模糊的建築，還有一張小橢圓形的人頭照。雖然房子影像不清，但屋頂突出的老虎窗和一樓連開的拱門，跟印象中的撫臺街洋樓非常相似；廣告又說得很清楚，這棟新建築屬於「撫臺街」一丁目上一家叫「高石組」的會社。「哇哈哈哈！賓果！」所有考古員最激情的一刻已經降臨，我的左心房和左心室，我的右心房和右心室，笑到整個圖書館的人都聽到了。
突然，牆上的圓鐘說，該接兒子了，才匆匆拿出小紙片，記下「撫臺洋樓19100702〈八〉」。這一直是我和舊報紙間的暗號，只要找一九一○年七月二日第八版，就可以找到撫臺街洋樓的資料。
走出圖書館，總統府矗立，一如過去的九十幾年。貴陽街一側的牆內是舊總督府的紅磚車庫，七十幾年前曾經裝設了美式加油槍。今天一反平常，我不再複習這一段歷史，滿腦子只有撫臺街的洋樓。
去年有個新聞，韓國一位漁夫撈起一隻橘子大的章魚，章魚的八爪緊抓著一個瓷盤，送來一個不凡的線索，帶引考古學家找到高麗王朝十二世紀的沉船，尋獲了五百多個無價古瓷，他們驚嘆，這一切都是天意。「難道這也是天意派我來當撫臺街洋樓的章魚嗎？」我一邊走，一邊笑意難止。
這一夜彷彿小學生遠足的前夕，恨不得天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亮。一早，星期一國家圖書館關閉，我馬上衝到台大的總圖書館，借出微捲。微捲就是把舊報紙一版一版拍照而成的底片，一格一格的底片印出裝訂，才成縮印本，微捲的解析度強過縮印本許多。
黑色膠捲以心跳分速一百二十下快速滾動，七月二日來了，第一版、第二版……第六版，咦！第七版和第八版並沒有接上來。又見鬼了！當時雖然匆忙，但目光瞪得尖如刀，看得可仔細，洋樓落成的廣告明明在七月二日第八版。不信邪，回頭再查縮印本。「啊───！」圖書館都聽到我的慘叫了，縮印本的七月二日果然、就是、也沒有第八版。假使如來佛手伸得篤定，眼看再一寸，悟空猴兒就要掉進掌心，突來一陣妖風，竟然給吹跑了，祂大概也會像我一樣懊惱。
快跑一天一夜的興奮，終於折夭停止，我雙手握拳蒙住眼睛，如一座雕像坐著。或許洋樓古蹟後悔了，她不想現身。目前官方標示的建造時間，既推測「一九一○年代」，卻又加註為「大正年間」，根本矛盾；至少一九一一年還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二年的前半年也還是明治四十五年。難道，只因怯場，她寧願再繼續十年、二十年，不明不白站在延平南路，讓「高石組」永遠埋名在歷史的荒塚嗎？
之前的惱，此刻有點轉怒。「好！就當我記錯日期！反正一定在這一大本裡面，再把這四、五百頁翻完，一定可以再把那個廣告找出來。」面對龐大的資料庫，我沒有恐懼的病史，反正我有的是時間。
隨著秒針的節奏，一頁一頁翻過去，七月過了，八月一日也過了，八月二日第一版、第二版…，第七版、第八版，「啊哈！原來躲在這裡！」章魚還是緊緊抓住了瓷盤。猜想九十八年前，高石組的老闆登了廣告，大概就寫好謎題，謎底揭開的終點前還存心戲弄，找排版工人來輒了一角，故意抽出鉛字「八」，改植「七」進去。
重回延平南路二十六號，一切變清楚了。台灣割日當年，福岡人高石忠慥來到台北，是著名營造商「大倉組」的台灣分店主任，六年後，自立「高石組」，原東家大倉組仍是大股東。一九一○年公司新築竣工當時，高石忠慥已儼然台灣的營建巨頭。新樓遇到的第一個中秋，午後一點，二樓的觀月會就開始了，絲竹音裊裊，從日到夜，似乎說著濃濃的九州鄉愁。
高石忠慥承建許多大工程，二二八公園內的博物館即其代表作，一九一五年完工當年，大同公司老創辦人林煶灶〈林挺生的父親〉剛好從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的建築科畢業，進了高石組。
重回延平南路，我不再逃之夭夭，只想跟高石組洋樓握手。是一種無以名之的因緣，她招引我這隻章魚來當傳令兵，從海底到浮出海面，非要把她的出生證明書送給台北不可。這是一件榮幸的任務，也是一趟趣味的旅行。
（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2008.6.25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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