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14日（六）的早晨是原住民弟兄姊妹期待的日子，因為從這天起的兩天一夜，原住民聚會要在武陵農場舉辦靈修生活營。每年的靈修生活營都會讓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更加的親密。同時也透過靈修會的主題來提醒我們信仰實踐的功課。今年這一趟靈修之旅，我們前往高山仰望上帝所創造的自然美景，同時透過群體生活來實踐弟兄姊妹之間的友愛。帶著期待興奮的心情坐上遊覽車，在禱告中，我們期望上帝帶領我們走這一趟靈修之旅。 

中午十二點我們抵達武陵農場，我們教會的仰生長老早已在門口迎接我們，看見這一幕真是令我們倍感溫馨，因為經歷四個小時的車程，加上窗外陰雨綿綿，難免叫人擔心行程會受到影響。所幸，我們一到農場，就由仰生長老安排，使我們盡快的到聚會的場地舉行開營禮拜，首先我們獻上感恩的祭，感謝上主一路的帶領。詩篇121篇1～2節：「我舉目觀望群山；我的幫助從哪裏來？我的幫助從上主來；他是創造天地的主。」高山溪水原是台灣原住民生活的環境，當我們回到群山的懷抱中，自然有一份親切、熟悉的感覺。同時我們可以思考過去農業時代，人的生存都仰賴著大地使作物生長，可以感受到生命是由造物主來掌權的，當時是所謂的「靠天吃飯」的日子。直到工商、資訊時代，人們以為可以不再「靠天吃飯」了，而是靠自己的聰明生存，實際上人的生活仍然仰賴著「天」，特別是最近石油、原物料的價錢高漲，這時我們才覺醒，原來我們的日常用品都是用自然界中的原物料來製造的，追根究底，人的生存仍然與自然界脫離不了關係，若是沒有了上帝所創造的美麗世界，人的終局也就臨到了，信仰告訴我們，生存、生命的問題在於創造萬物的上帝。 

第一天的下午，我們在細雨中挑戰桃山瀑布，來回8.6公里的行程真的是讓我們雙腳不聽使喚；然而沐浴在針葉林中吸收自然的氣息，以及在瀑布底端感受從高處傾瀉而下的冰寒水氣，彷彿路途的疲勞瞬間都消逝了。這一趟瀑布行程最高興的莫過於小朋友們。崎嶇、原始的山路讓他們終於可以好好消耗體力，這可是在都市中長大的原住民小孩不能錯過的行程，因為讓他們在都市踩著水泥及柏油路，好像隔絕了他們與大地之間的情誼。當天，所有的小朋友都靠著自己的雙腳走到桃山瀑布去，甚至路程中還用跑的，好像一點都不會累的樣子，反而是大人們需要回去鍛鍊身體了。 

晚上透過宜澤兄的專業分享「人與自然的平衡：談生質燃料發展的困境」。這分享使我們更加知道自然的重要以及人類貪婪浪費所帶來的危機。事實上，原住民族是最懂得與自然和平共存的，然而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卻被迫「遠離自然」，甚至是成為破壞自然的一份子。人與自然失去平衡，起因於人類的罪，所以若不從心靈修復與造物主之間的關係，我們與自己、他人、自然之間的關係也都不健全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預備心來敬拜上主，在秀麗的山水中敬拜上帝，令人更覺身心靈舒暢。透過加拉太書五章22～23節「聖靈的果子」的經文，我們更深的反省自己靈命的狀況。樹木、花草、群山峻嶺靠著雨水來潔淨身上的塵土，而我們的心靈則是仰賴上帝的話來洗滌當中污穢的思想。 

禮拜之後，我們終於看見上帝給我們的一件禮物，那就是期待已久的陽光。我們踏著輕快的步伐走訪武陵農場之寶――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以及其他的園區景點。 

兩天一夜的高山靈修之旅，讓我們暫時脫離都市生活的緊張與茫然，藉由自然環境的無私、純淨與上帝的話語，我們再一次得到釋放。雖然行程緊湊、路途遙遠，但看見自然界的寬廣及蓬勃生機，一切都值得了。台灣高山的森林、溪水，下次再見了。感謝所有的同工用心為大家計畫和安排此次的靈修之旅，願上帝記念你們的辛勞。

今年教會舉辦第一次的清明追思禮拜後，在問卷中的感想欄，我寫著：「讓我重新打開塵封已久的快樂與不捨」，遺像群中有一張學士照，在那個紀念追思的時刻，偌大的禮拜堂中，他沒有任何親人在場，想念他的只有一位朋友――就是我。
影中人名叫張文魁；而照片是因1988年即將自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而拍的。那時，距我在台南一中的新生訓練頭一次知道他已隔10年，當時在操場集合的全校新生中，最矮的就是他。17歲一無所有的我們，都相信只有努力念書，才有從社會底層翻身的機會，後來由於都抱著擠入醫學院窄門的心志而同班。他的成績一直比我好，只因為差0.5分沒考上台大醫科；而我把北醫填第一志願，所以1982年我們由南部到繁華的台北，一起在同一所學校讓年輕的夢想成真。
逐夢的歲月
到台北，我台南口音尾音常有一個“ㄋㄧ”，他來自更南部的枋寮附近所以又多一個音為“ㄋㄧ啦”，口音、膚色再配上「俗又有力」的穿著，兩人自然麻吉起來，但他157.5公分的身高配上平頭髮型，往往讓人誤以為他是國中生，曾差點被請出教室。或許因此他體認到有我這一號學柔道的壯漢當保鑣，是很保險的生存之道，所以大一起只要分組的實驗課我們都同組。生物課為了解剖昆蟲，冬天的晚上一起去打烊的傳統市場抓冬眠的蟑螂，差點被誤為賊，便是最刺激的回憶。大二以後，我逐漸在台北活動開來時，因身高的自卑，他除了在班上搞笑以外，鮮少參加其他活動，多餘的時間都大量的吸收當時台灣風起雲湧的新文學、新電影、新搖滾以及新政黨的各種資訊。
大三，由於我要減輕租屋的壓力，我就在與同學合租的公寓中，把餐廳再隔成房間，然後以低廉房租邀他同住，從此我們朝夕相處四年，晚歸的我都看他千篇一律的邊聽音樂邊看書，所以他的文筆奇佳，我們這群人寫的情書，沒經過他的潤飾，都不會安心投入郵筒。由於他總會在寢室，大家有歡喜憂愁，他的床都變成公共空間，好像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誰都可以撲上他的床，和書桌前的他分享喜怒哀樂。雖然他沒有任何感情經驗，但是我要交往的每個女生都和他討論，接受他由文學名著中學到有關愛情的精闢分析。唯有一次，他異常地深夜才回來，一問之下，讓我第一次聽到「謝、長、廷」這三個字，該晚他去參加選前之夜，雖然那次是謝長廷競選立法委員卻最高票落選，但從此他帶領我走入黨外世界，也因此後來我恭逢過很多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重要場子。自此我才發現，原來他小小的房間竟比我活動的世界大，因為他的引介，文學、電影、音樂風潮才正式變成我們共同的興趣。
後來課程逐漸加重，我的活動也少了，讀書疲勞、心情煩悶時，我就擰著吉他找他唱歌，當時最常唱的「就要揮別」，是教會青年為畢業離愁所寫的民歌。歌詞開頭是：「五月的風，不要嘆息……」，尤其初夏的五月準備期末考時唱起來最搭配加溫的考季。進入五年級，我當了全校電影委員會的主席，他成為協助我撰寫影評的重要智囊，當時我很喜歡一部描寫二次大戰猶太人遭遇的電影「莫忘今生」，雖沒看過但將海報貼在我們住處的客廳。1987年，又是夏天快來臨的期末考前，由於即將告別醫學院校園階段進入醫院見實習，我們彼此承諾「莫忘今生」而留下這張照片。
雖然他母親在教會中擔任長老，但是由於他國中就負笈在外求學，因此對宗教逐漸陌生，即使他在馬偕醫院實習，仍鮮少到教會，偶爾和我來東門教會，也是我騙他教會有美女他才來幾次。因為他覺得生命中的一切都靠自己得來的，除了感情以外，好像都不需要上帝。所以我“警告”他，我已經開始改變對他的傳教策略，希望他會遇到生病或災難，來體驗人的軟弱，真要修理一下才會甦醒。
終究沒有人接電話了
畢業後，他因為家中經濟因素，所以選擇以後比較好開業的家庭醫學科，然後到台南成大醫院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因為薪水幾乎都要寄回家，所以簡樸如昔，連高中時代的班服都還在穿。唯一讓他安慰的是，我們都沒有女朋友，這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惆悵，使得一南一北的我們雖然寂寞但麻吉的程度有增無減，我常常在星期六下午搭著國光號，在暈黃的小燈下看著書、聽著隨身聽，在夜色中去台南找他，然後一起在路邊小攤暢談理想、藝文、國事與八卦。他由於短小親切頗受歐巴桑喜歡，他也常常詢問我安撫情緒的方法。
這樣的生活維持到我滿30歲、1993年的6月，當我遇見後來的嬌妻賢內助林淑芬小姐，迫不及待的請他上來台北，認識（鑑定）一下這位當時還是普通朋友的異性。隨後，我的寂寞逐漸遠去，他也轉往新樓醫院擔任家醫科的總住院醫師，主要工作是到工廠協助勞工做集體健檢。我特別詢問他：「到處跑，交通上會不會有危險？」我選在該年10月31日去看他新的工作和住處，那個晚上不知怎的我們聊得更起勁，他也把當年殘留的秘密都毫無保留的一吐為快。
那次告別之後過幾天，淑芬到恆春訪友，因車錢不夠，深夜在高雄向我求援，我立刻請他半夜到台南火車站月台，拿錢給淑芬補票回台北，我也慶幸他因此與淑芬更熟識。11月20日電話中約好6天後，他來台北考專科醫師執照，我們三人再聚首。過兩天下午接到同學打電話告知看到電視新聞報導說，有一個駕駛聯結車的司機打嗑睡，於楠梓收費站追撞新樓醫院一輛結束院外體檢業務的公務車，公務車上一名司機、一名男醫師與六名護理檢驗人員當場死亡。電視上赫然出現他的名字時，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會不會是別人穿他的醫師服，之後一直打電話找他，但終沒有人來接了。我笑他真會挑時間，11月22日和甘迺迪總統被暗殺同一天，雖沒有女朋友，但有六個小姐陪著他一起蒙主恩召。
原本是他要來找我的日子，變成是我趁還沒有人時，進入殯儀館退冰室見他最後一面，握著他的手時，頭上一個窟窿的他一動也不動，我拍下這最後一次的握手；冰冷的手讓我知道熱愛生命的他真的走了。在新樓醫院進行集體告別禮拜，畢業證書上的學士照變成遺像。他最後運回到枋寮安葬，主理的牧師匆匆做完入土式，由於天色已黑，牧師要大家幫忙，手忙腳亂之中我才想到，替最好的朋友做的最後一件事會是雙手捧土把他埋葬。
我去找到他穿得最久的南一中時代班服和幾本他以娟秀的字跡記錄著我們大學生活點滴的日記，帶回台北做紀念。當我又坐上一樣的國光號，如昔載著我往台北奔馳，這次的夜色卻讓我安心的任眼淚不斷的沖刷30歲以前我生命最充滿青春活力的回憶！我懊惱著上帝一出手卻用力過猛，怎把他一下就召回去。而這一件事更讓我明白，每一次揮別都可能是永別，每個人都應該隨時準備去面對上帝。
難忘五月的風
他走後，我想再也不可能認識獲他強力推薦的女孩子了，一路賞花的歷程也應該到終點，我選在對淑芬求婚前的一個週末，一樣的國光號帶我到枋寮，用這一張學士照找到他的墓，從日正當中我就坐在他的墳上，心裡一直說：「阿魁，我要結婚了！你贊不贊成她？阿魁，我要結婚了！」也攪拌著與他往日的快樂以及當下的思念。直到太陽行將西下，我對他說：「你如果再不起來反對，我就要回台北下決定了！」，然後1994年，我獨自告別我的單身生涯。
他來不及行醫，讓我總想替他當一個好醫生，然而醫院學校賦予我的工作越來越多，父母、妻子、小孩也讓我明白責任越來越重，30歲以後的我，大多數的時候不會想起他，但每年五月這種不冷不熱的風迎面而來時，我就想起「就要揮別」這首歌。他別世後15年後決定寫這篇文章時，我也選在五月，「莫忘今生」的承諾，讓走筆至此的我，依稀聽到當年他的歌聲：「五月的風，不要嘆息；迷濛的眼睛，請別哭泣……」

創造天地、全能永活的父上帝：
感謝祢互阮可聚集在此敬拜祢。阮又一遍為著祢通過耶穌基督從罪惡中釋放阮來感謝祢。
求祢憐憫阮面對世俗迷惑的軟弱，醫治阮欠安的身神，賜阮堅定的信心，加添阮在信仰上跑走的氣力，互阮知影只有信靠祢才是真實。
世上多多的苦痛與災禍，無論是地動亦是風颱水災，攏求祢俯落看顧與醫治。求祢賞賜阮智慧管理世界，拯救此個因為阮人的無知已經破壞的土地。
求祢看顧許個欲升學的青少年，賜他們聰明智慧面對各項的考試與未來的路途。
阮欲為著暑假兒童營所需要的師資祈禱，求祢帶領阮教會兒童宣教的事工。
身體欠安的會友求祢醫治，特別是鄭連德牧師、盧鑒榮長老、吳淑玲姊妹、楊璟璇兄弟以及鄭(金樹)伯母。
上帝祢息朱友仁兄弟佇世間的日子，願上帝的安慰與他的家屬同在。
求主祢加添阮聰明的智慧，能可明白祢通過盧牧師所欲教示阮的，聖經詩篇的道理。
阮將今仔日的聚會與懇求攏排列在祢的面前，求祢鑒納，祈禱倚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20080601溫唯恩主日禮拜司會祈禱文）

去年（二○○七）的六月十七日上午，咱教會舉行教育館落成奉獻感恩禮拜，雖然已經過了一年的時間，每思及購地到建造教育館，仍舊令我百感交集。可能是和這一年來物價持續不斷波動有關；想到原物料價格猛漲，國際油價節節攀升，看到咱教會鄰近巷道紛紛蓋新樓房，每坪售價高達九十、一百萬元這種令人咋舌的價錢，再怎麼想，都無法想像咱教會是怎麼將這片土地購買起來的？以及教育館怎麼那麼快就建造起來？最近知道教會附近的新生南路巷道內，有一筆國有財產局所屬的一百零一坪住宅用地，在六月十三日以總價二點九億元標脫，也就是每坪二八八萬元，換算容積率每坪單價接近一二八萬元。而在仁愛路二段十五巷內，一塊七十九坪大的土地，則是以總價一億二千一百萬元標脫。看到這些報導，令我想起咱教會在三年前（二○○五年二月）以一億一千八百萬二十六萬元買下這塊一百五十八坪的土地，又用八千萬元建造這棟地上七層、地下二層的教育館，不過短短三年，物價相差那樣多，真叫我百感交集，心中有說不盡的感恩。想當時，那是在二○○四年十月，為了是否要購買這片土地，長執們那種同心的異象，真是令人難以忘懷。當時我還很天真地想，用六至七千萬元的粗估價應該就可以將這這片土地買起來。那時心中這樣想：只要稍微咬緊牙根就可以撐下去。因此，在寫給民政局的企畫書中，就註明七千萬的土地價，然後提出歸還三千萬元銀行貸款的方式，以及建造教育館的「社會公益事工計畫」。就這樣子，傻里傻氣地將所有資料備妥後，便向市政府提出「專案申購」。我怎麼想都沒有想到，隔年（二○○五）的二月，接到國有財產局開出來的出售價通知，竟然是超過一億一千八百多萬元，這讓我差一點昏倒。坦白說，要是在咱教會決定提出「專案申購」之前，或是在申請過程中，讓我及早知道是這樣的價錢，打死我，我都不會去動購買這片土地的念頭。原因很簡單，這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也不是我牧會工作中想要做的事。因為背負龐大債務的重擔對一個傳道者來說，是很大的致命傷。我看過好幾位傳道者，用盡心力四處募款建造教會禮拜堂或是教育館，卻在建造完成之後，被逼得要離開該教會，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我看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傳道者四處募款，導致荒廢了教會的牧養事工，但長執和會友們並不體諒傳道者的奔波、勞碌。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在教會界中一點也不新鮮。而我並不是擔心這點，基本上，我的態度是不想做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我算是個信心軟弱的傳道者；因此，在牧會工作上，我總是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的事。要我去做超出能力的事，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事。我既沒有募款的恩賜，對建築更是一竅不通，就像我不會分辨音響的好與壞，只要麥克風有聲音就好；也不懂電腦，只要能打字和列印，就感到滿足。也因為這樣，對於教會事工，我總是小心策畫，估算有可能做起來時，才說出口。而只要一說出口，就算賣命，也要推動。三年前，當決定將土地買起來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先將之買起來放著，當作停車和活動場地就好。之後若是真有必要，再搭最簡單的鐵皮屋，大概花個八百、一千萬元，先蓋個二樓或三樓，當作教室用，這樣就好。等幾年後，讓有能力的傳道者來帶動大家蓋教育館大樓。我的想法很簡單，這樣咱教會既有停車用地，又有空間可做東門學苑、主日學和暑假兒童營的教室以及宿舍等等。當我提出這種想法之後，從事營造業有成的鄭金樹兄就積極地為此事設想。有一天他來找我，跟我說已經找到短節的鋼骨可蓋這種「鐵皮屋」，以後若要蓋大樓，這些短節鋼材拆下來可以再使用。只是他也質疑，多花一筆蓋鐵皮屋的錢是否值得。其實，像鄭金樹兄這樣質疑的兄姊還真不少，有多位兄姊提出這樣的疑問：用那樣多錢，買塊這麼貴的地當作停車場，是否合乎經濟效益？我們曾發出問卷，而結果是長執和絕大多數會友都有隨即興建教育館的意願。我只好咬緊牙根接受。小信的我卻獲得大家用心且認真地提供無息貸款給教會購買土地和建造教育館，這支撐著我原本軟弱的信心。一想到這些，我是既感動，同時感到非常慚愧，身為傳道者，我的信心比信徒的信心還要小很多，這點也是牧會三十多年來，顯露出來最大的弱點。當我們決定興建，建造工程發包並不是很順利，因為我們所能提供的底價非常低，廠商一聽到那樣的底價幾乎都卻步了；而我們那時並不認為物價已有所波動。但實際上正在漲，只是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果然，當發包確定之後，我們就發現物價一波接著一波地漲，直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當第一根連續壁的鋼筋放下去時，營造商告知說沒有混拌水泥可灌漿；其實是營造商需要調整價錢，否則他們想改用普通牌子的混拌水泥。不僅是水泥，當時是第一根連續壁鋼筋才綁好、放入壁槽等待灌漿，第二根就停擺了，因為鋼筋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理由是工地狹小不好做、監工要求多又嚴。工人罷工逼得營造商換一批工人，一個禮拜內就換了三批綁連續壁鋼筋的工人。那時，我看著包商找來幾個工頭，蹲在工地上討論又討價，好不容易地談妥工錢，然後才將連續壁鋼筋的工程給順利完成。這一年來，每當看到和聽到土地價錢節節上升、物價大幅攀升，我就會想到三年多前決定購買土地和建造教育館的事，想到上帝那樣疼愛我們，讓我們的長執和全體信徒有那樣大的魄力，做了那麼重大的決定，且都是在最關鍵時刻做出明智決定。若不是大家這樣果敢，我個人絕對是不會去碰這種大事。單單想到要籌募二億一千萬元的經費，我就會昏倒！前些天，在回教會的路上，看到一車車的混拌水泥車和運泥土的大型台車開過眼前的大馬路，我跟同車的軒愷說：「每當看到這種車子，我就會想起兩年前（二○○五年）教育館動工的情景。那時，我幾乎天天看著這樣的車子一台台開進教會後面那彎曲又狹窄的車道，看著那些司機駕輕就熟的倒車技術，我真的是嘆為觀止，但心中有許許多多的感觸。特別是在深夜，看到那些司機為了要多賺取一些工資，營造商為了要趕工完成，而我們也希望早日完工，好及早結束工事帶給左鄰右舍的噪音、飛塵等困擾，因此時間很晚了還是有建材物料一車接一車地進來，廢土、拆下來的鋼構、板模、廢棄物等則是一車接一車地被載運出去，我不知道如此撩起過去情景是否會讓它們成為我『夢魘』？」軒愷說：「若是『夢魘』，恐怕得找林信男長老，或是蔡尚穎長老看診吧。」如今想來，若不是有上帝在我們前頭帶領，任我們當中誰也沒有這樣的能力敢下此種購買土地和興建教育館的重大決定。是上帝憐憫，知道我們的需要，不但感動大家願意盡心盡力奉獻，並且提供無息貸款給教會完成這項不可能任務。也要感謝查經班和東門學苑的兄姊，以及東門週報的讀者和他們的親人朋友，在這件事上的鼎力相助和參與。真感謝上帝對咱教會的厚愛。

為什麼我會這麼關心我們的大專青年的信仰生活，我想這是基於我對未來原住民教會的期盼。過去原住民受教育的機會比較少，所以在接受基督信仰時，熱誠與聖靈的感動絕對不缺乏，甚至在窮困的環境中更能激發人對信仰的渴望及委身。然而在聖經知識的教育上面就顯得衰弱，這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當部落居民的生活已經與教會活動結合時，人在這樣的環境中，信仰自然是跟著群體而建立的，長久時間下來，聚會、參與教會活動是習慣性的動作，若是自己沒有在聖經的話語中紮根，而是隨著長輩的要求而去教會，這樣的信仰是容易流失的。所以，出去讀書的青年，即使讀到碩士，若是沒有自己對信仰堅持、對上帝話語渴求，那麼在沒有人督促之下，自然不會再進入教會中；若是加上目前部落生活已經有所改變，例如因為經濟產業的發展，所以部落對於發展休閒農業、經濟作物的興趣以及所花的時間已經超過對信仰的依靠，以致於我們可以發現部落生活與教會活動已漸漸脫軌，因此年輕一代的信仰就失去了群體力量的監督。最終我要說的是，信仰還是需要上帝的話做為基礎。 

而當我們的青年到外地接受教育之後，自然對於知識有更大的渴望，同樣的對於信仰上的「知識」也是一樣，所以他們在理解聖經上面，更是需要有人在一旁給予指導，如此才能建立穩定的信仰基礎，是故，原住民教會在聖經的教導上面必須更加的努力，才能夠帶領原住民的青年朋友們在信仰上更加的追求，有紮實的基礎。如此，將來的原住民教會才能夠有所成長，不至於有年齡斷層的現象。 

自從去年台北原住民大專中心的主任鍾傳道向我提到說大專事工需要大量的義工輔導的時候，我就認為這是不應該推辭的教會事工，教會的傳道者的宣教禾場不應侷限於自己教會內部，而是包含社會中的弱勢，尤其原住民教會大專青年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於是，我毅然決然參與大專的事工，成為義工輔導，在每個禮拜四晚上與大專生見面，並且在學生主動的要求下，我們在禮拜一早上有固定的查經小組。雖然團契及查經小組的人數不多，但是這總比沒有學生來追求信仰生活，或是沒有傳道人或神學生參與青年輔導的事工還要好。我認為在這一方面的宣教事工，我們原住民教會真的是非常的缺乏，總是要加快腳步來尋找這些大專青年才是，因為他們十年後就是原住民教會的中堅份子，我們怎麼能夠忽略呢？對於這幾位學生在聖經上的求知慾望，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沒有口才的人，但是面對這群大專學生，我依然用力的準備查經資料，不僅希望對學生有益，另一方面也是給我自己一個操練的機會。 

最後，我要從學生的文化性質社團活動來作一些反思。許許多多的原住民大專學生都說自己對原住民社會有負擔，希望將來能夠盡一己之力來回饋部落。每當聽見這樣的話，都會很感動，因為自己也是有這樣的負擔。然而，我看見台北幾所大專院校裡面的原住民文化性質社團，在他們一整年的活動聚會中有各種聚會類型，有些學校偏重於傳統舞蹈、音樂的活動，有些則偏重於社員之間的聯誼活動，另一種則是偏重於原住民議題的探討。然而在一整年之中多半會有一場大型的活動，例如：祭典、球類比賽、原住民歌唱比賽、母語朗誦比賽或是外出的原住民舞蹈表演等。總括這些活動，我發現目前的原住民學生社團對於原住民社會的關懷度太低了。社團的活動都侷限於原住民文化、身分認同的基礎活動上面，很少走出校外真正關心原住民社會。以政策面來看，學生社團對於關係到原住民社會的國家政策議題上甚少實際關心及接觸，在教育層面上，原住民社團的活動很少實際關心到原住民學童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反觀，大專院校中一些非原住民的信仰團體，他們有些已經有五年甚至是十年以上的經驗在關心山上部落中學童暑假缺乏課業輔導的問題，他們與當地的長老或是教會有很好的關係，努力的成為原住民社區中學童的好伙伴，不少的小學生都會持續的與這些大學生保持聯繫。而我認為這些實際的關心活動更是原住民大專青年應該做到的，可惜我們的大專原住民社團所安排的活動仍然停留在文化認知及身分認同上。若是教會能從信仰的角度給予這群大專青年一些提醒，從信仰的角度使他們擔負起關心原住民社會的責任，這會是非常有意義的宣教事工。總之，我們真的應該認真的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建構原住民大專青年的宣教事工，把這些大專青年召回來，把信仰的基礎建立起來，再來讓青年將信仰實踐出來，希望有更多傳道人或是信仰長輩一起來關心這樣的宣教事工。（全文完）

第一次見到安慕理牧師（Rev. Boris Anderson）和傅明珠老師（Mrs. Clare Porteous Anderson），是國中一年級的時候。當時他們兩位為與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一起接受台南神學院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而回台，爸爸為了接他們兩位老人家，特地跑去跟教會的長老商借當時很拉風的Audi轎車，帶著我們一家人和安牧師夫婦兩位奔馳於高速公路上，結果收到一張由高速公路警察局開出的超速罰單。那時的我還沒有辦法將所學的英文單字說成一個完整的句子，沒想到一路上安牧師和傅老師都是以流利的台語和我們對談。 

第二次再見到傅明珠老師，是2000年的夏天。我藉著到法國參加普世教會協會舉辦的「普世教會協會與五旬節教派諮詢會議」的機會，和弟弟展開我們人生中第一次的自助旅行，拜訪在德國和英國的家族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去找安牧師夫婦。當時安牧師夫婦的健康狀況已不是很好：安牧師有帕金森症，手抖個不停；傅老師有糖尿病，需非常注意自己的飲食。即使生活如此不便，他們還是帶著我們兩個小朋友到附近的國家公園健走，其間傅老師不停地拿出相機拍攝我們和安牧師的照片與經過的風景。短暫停留的兩個晚上，我們討論很多話題：我的碩士論文可能的方向、弟弟未來人生可能的方向、台灣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局勢、長老教會的生態與當時地方教會的狀況等。回倫敦前，傅老師要我與她的女兒仁愛（Jane Anderson）和女婿Philip聯絡。聯絡的結果，竟是吃到Philip 大顯身手、赫赫有名的私房菜以及與他討論關於Benedict Anderson寫的《想像的共同體》和台灣當時對於「認同」的討論。 

第三次見到傅明珠老師，是參加她的告別式。電話那頭聽到鄭仰恩牧師轉告傅老師過世的消息，並未太過傷心，總覺得這下子她可以好好地休息、擺脫身體病痛的折磨。得到公司允許可請假飛到英國參加傅老師的告別式的同時，決定順便藉這個機會去拜訪已經有四年沒有聯絡的老朋友李怡道和施怡廷一家人。歷經倫敦轉機的惡夢、輾轉難眠於倫敦郊外過境旅館和擔心著行李，我終於抵達怡道一家居住的Newcastle Upon Tyne。顧不得沒時間燙平衣服，匆忙換好衣服之後，怡道開車載我到距離Newcastle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小鎮Northallerton參加告別式。 

與其說是告別式，還不如說它是場告別感恩禮拜更來得恰當。禮拜儀式很簡單，小小的禮拜堂中間放置著棺木，棺木上以顏色鮮豔的花朵裝飾。禮拜基本上是以故人略歷為中心，由傅老師的妹妹Alison和女兒女婿從不同的面向介紹傅老師的一生。由他們的介紹，可以發現傅老師一家人與亞洲有著無法脫離的關係。當她和安牧師在台南神學院教書的時候，她的妹妹Alison一家人居住在日本。藉著他們的分享可發現傅老師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女性，不但在文學和語言有相當高的造詣，對於巴哈和莫札特的作品亦有涉獵。 

她的生平最多被提及的幾件大事包含她遇到安牧師、兩人決定受派到亞洲宣教，後來輾轉落腳台灣，台南成為他們奉獻人生最精華歲月的地方。他們的小孩仁愛與Robin皆在台南出世，為了小孩的教育，他們決定以「在家教學」的方式教導小孩，也因此她成了黃彰輝牧師的小孩以及蘭大弼醫師小孩的老師。之後為了小孩的教育，他們決定回到英國，卻沒想到兒子Robin在21歲時因不慎而溺斃。Robin的離去成了安牧師一家人心中永遠的痛，傅老師也因此將自己封閉了一段時間。幸好之後女婿Philip的出現，逐漸填補了Robin在安牧師夫婦心中的位置。 

傅明珠老師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大家都會提及的一個重要標記。透過她與正在英國唸書的爸爸一起過濾所有在海外可接收到關於美麗島事件所有報導，集結成一本小書“Taiwanese Voice, The Kaohsiung Incident”，同時又不斷地透過英國歸正教會等管道遊說人權團體，以致於國際特赦組織決定發出紅色警戒，要求全球分部與人權團體特別關心台灣的人權問題。聽說安牧師後來還被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召見聽取台灣的政治與人權狀況。甚至當時傅老師顧及爸爸回台之後的安全，在出版上述刊物的時候， 還特地使用化名「安明」。 

她的晚年因為糖尿病的關係，身體飽受折磨，加上安牧師有帕金森症，生活變得更加的不方便。儘管如此，她還是很盡力用心去過她的每一天。夫婦兩個時常外出爬山、健走、整理自家花園，每晚固定以長笛和鋼琴合奏巴哈和莫札特的樂曲一直到她因身體不適送醫。 

整個告別式很簡短，也很簡單。不同於台灣教會告別式的哀淒，傅老師的告別式是充滿笑聲，特別是聽到她小時候一些調皮的情節時。期間當然也有淚水，可是卻是淚水中帶著笑容。 

會後有個茶點會，邀請所有參加禮拜的朋友們留下來互相交陪聊天。可能是因為在禮拜中我曾以台語對安牧師說了幾句話，因此我和怡道好像變成了焦點。才剛坐定，發現身邊坐了一位白髮阿公級的人士，西裝領口附近別了一個台灣加上長老教會英文縮寫的別針。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就是懷約翰牧師（Rev. John Whitehorn），過去在台灣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投入於原住民聖經的翻譯與原住民的神學教育。之後又有一位亞洲面孔、看起來很像日本人的男士走向我，自我介紹說：「妳好，我的名字是Andrew，我爸爸是Shoki Coe。」啊！黄彰輝牧師，也就是在普世教會神學界最有名的台灣神學家Shoki Coe，我曾見過他，還和他合照過。 

心裡正想著「我還有機會見到黃彰輝牧師的兒子」的時候， 又有一個人走向我，說：「妳好！我知道妳從台灣來，能不能請妳跟我爸爸用台語聊天？我父親的名字是 David Landsborough。」一聽到這個名字，整個人不自覺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三步併做兩步地走過去。果然！那個駝背、手拿著柺杖、歪著頭與人談話的身影再熟悉不過。過去只能在報紙看著他的照片，用心去記念感謝他們一家人對台灣醫療的貢獻，如今本尊就在眼前而且身體狀況看起來還不錯！那是蘭大弼醫師！蘭醫師說話很溫和，不過因為年紀大了，轉個頭剛剛問過的問題從頭再問一次：「妳從哪裡來? 我們在台灣沒有見面過嗎？這次要待多久？妳確定我們從未見過面？」 

我和怡道趁著空檔時間，趕快找了安牧師聊聊。儘管與自己走過大半人生的伴侶已離他遠去，但安牧師看起來卻是相當的平靜。我們用英語和台語互相加雜談論。我們討論現此時整個長老教會生態的改變，愈來愈多的地方教會改以北京話聚會禮拜，他的臉上浮現了失落與失望的表情。我們也談到這次總統選舉民進黨的大敗，他則是相當的難過。當他說出：「我恩望台灣可以趕緊get rid of KMT」這句話的時候，我不禁當場大笑。「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的心裡如此說，卻不忍這樣告訴安牧師，因為我知道他對這批當時因美麗島事件受掠的政治受難者，也就是現此時民進黨所謂的大老們，有著一份無法言喻的情感。說著說著，他竟然還唱起國民黨黨歌，而且還會跟著節奏有停頓。我很婉轉地告訴他，民進黨政府這八年真的表現不好，他還幫他們找理由， 認為可能是因為經驗不夠的關係。 

那晚， 我因為時差睡不著，腦袋想著這場感恩禮拜以及在回Newcastle的路上與怡道討論到的許多話題。真的很感謝上帝讓我在一天內有機會和那些可說是「阿祖級」，且台語說得比我這個所謂台灣人來得流利的宣教師認識――與過去只能從歷史課本認識的蘭大弼醫生聊上幾句，與爸爸的老師安牧師和他的女兒女婿以及孫女們聊聊我們的生活。看著眼前這些阿祖級英國人，將他們最寶貴的青春時光無怨無悔地給了台灣，即使回到他們的故鄉，台灣依然是他們心中無法放下的地方。他們在台灣政治最為動盪不安時期所做的事情，即使到今天，我們未必有同樣的先見與勇氣。 

只不過，如果安牧師和傅老師知道長老教會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被普世教會夥伴稱為「具有先知異象（prophetic voice）」的教會；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神學教育的失敗、即將畢業的神學生不願意受學校差派；如果他們知道教會牧長為了總會的職位而將外面選舉的花招帶入每年的總會年會、甚至有牧長四處發函給各地方教會牧師推薦自己競選總會書記；如果他們知道有教會為了在「量」上的成長，一窩峰地以市場導向的方式瘋狂引入敬拜讚美方式的禮拜；如果他們知道這些由他們打下的神學教育基礎所教育出來的牧者們忘記上帝賜給我們有最基本的理性判斷和理智思考，而盲目地追隨醫病趕鬼與特會，卻忘了最基本的聖經教育；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為了不要讓自己脫離所謂的「世界潮流」，拼命地學英文而將最基本的母語福佬話擺在一旁，他們會做何感想？ 

想著想著， 眼淚不聽話地流下來…

牧會以來，我經常接到他教會寄來的訃文，提到某某信徒或長老去世，要在哪一天、在哪裡舉行「教會葬」，然後訃文上刊登著一份「治喪委員會」名單。每當接到這樣的訃文，我都會很納悶。因為這些被其教會譽為「信仰典範」的人物，在訃文上看不到任何描述其生平事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感念其生前對教會貢獻甚多，除非是熟悉的親友，或是有去參加他的告別禮拜，看到程序單上印的故人略歷才認識死者之外，否則接到訃文的教會或個人，並無法知道。而大家對所謂「貢獻」的事，準則不一。再者，更讓我感到不解的是：他教會要為這信徒舉行「教會葬」，為何通知其他教會？甚至是發通知給所有教會，這目的是甚麼？有甚麼意義？是希望派人參加呢？或是希望其他教會準備可說是應景的慰詞、慰問卡、慰電之類的，好讓告別式場面更盛大？其實，通知親朋好友是有意義的，但通知他教會，並沒有甚麼特別意義可言，而寄去慰詞、慰問卡之類的，我真的很懷疑其意義有多大。 

有一天，我跟我的父親討論到這個問題，他確實很在意「教會葬」。因為有一位我們家的遠親，比我父親晚十多年當教會的長老，她去世時，教會為她舉行「教會葬」。另有一位和我父親同輩的，在分設出去的教會也是受到「教會葬」。我父親認為他們那一代的長老，包括退休的長老，個個都有了「教會葬」的榮譽，他覺得自己最符合這樣的條件。而我是堅持反對這種不符合信仰團體的虛有名號之行為，而且，這跟長老教會創會者約翰‧加爾文所提倡的――把榮耀歸給上帝之信仰理念也不相符。 

「甚麼是教會葬？」我把這個問題跟我家兄弟討論，也提起父親大人有這個期待。當我一提出來，我弟弟俊泰隨即有了反應，並且述說了這個故事。我將之分享於下： 

「甚麼是教會葬？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只要是由教會舉辦的告別禮拜，都稱之為『教會葬』。 

有一天，我們教會門前來了一個流浪漢，他是退伍軍人，因為犯案送入監獄服刑。出獄後，妻子已經改嫁，不但把小孩帶走，也將他們原有的房子給賣了，害他無屋可居，只好四處流浪。在一個冬天裡，流浪到教會門口來，蹲在那兒發抖，我們一看，發覺不對，趕緊把他送醫。過幾天，醫院來電，說這個人已經去世，他沒有任何親人，院方已經跟管區警員討論過，警察建議請教會幫忙。後來警察來電話，請教會協助處理，因為當時是教會送死者去醫院的。於是我們教會的牧師和長老們就決定，這個人的身後事，包括殯儀館、棺木、火化、骨灰罈、埋葬、納骨塔等一切費用，全部由教會負責。我們跟他完全不認識，但他身後一切都是教會料理、負責，這就是教會葬！」 

以上是我弟弟跟我講發生在他教會的事。他一再強調說：「甚麼是教會葬？教會葬就是由教會負責葬禮、告別禮拜。只要是由教會舉辦的告別禮拜，統統都是！」這實在是說得再貼切不過的了。 

家弟俊泰所講的故事，讓我隨即想起一九八一年發生在我牧養的關山教會的一個故事。 

話說，有一位在「八二三砲戰」中被炸掉一條腿的榮民蕭志遠兄弟。他的妻子在我剛到關山牧會不久後就去世。他獨自扶養三個小孩，住在山腰上一棟用鐵皮蓋起來的簡陋房子裡，沒有電燈和自來水。因此，冬天必須很早吃晚飯，以免太陽下山以後，家裡沒電燈，甚麼都看不到。一九八一年他去世，當時，他最小的女兒就讀國中二年級，大兒子剛上台北找到工作，次子在放羊（山羊），個性比較叛逆。蕭志遠兄弟生前欠人家一些錢，對象包括菜市場菜販、經營肉攤的、賣魚攤以及榮民之家。直到長子國中畢業，剛上台北找到工作，他就病倒下去，被他所屬單位的榮民弟兄送去花蓮鳳林榮民醫院就醫。 

他去世那天，在台北的長子接獲通知趕緊請假回來關山，我和他到鳳林榮民醫院辦理後事，並一起討論有關辦理喪事的事宜。因為確實太過貧窮，里幹事也出面協助這個孤苦的家庭料理相關事宜，里幹事找上棺木店的老闆，由地方人士捐出一口棺木，另外也替他的小女兒辦理升學補助金。 

因為過去他們全家都在教會參加聚會，孩子們也參加過主日學。於是，我跟教會的長老討論這件事，長老們認為應該全部由教會來協助料理。我負責跟他的大兒子到鳳林榮民醫院去辦理領取遺體手續。另外，請幾位年輕力壯的執事帶著圓鍬去墓園挖墓穴（墳地是鎮公所免費提供）。另有長執跟著我雇用「拼裝車」（我們稱為「鐵牛仔車」），載著棺木去鳳林舉行入殮禮拜。小會同時決定，所有喪葬費用都由教會負擔，但他所積欠的債務，教會無法負責。因此，我跟一些來教會「討債」的債權人，特別是榮民之家的老兵們商洽債務問題。我跟他們說，聖經有這樣一句話：「濟助窮人等於借錢給上主；他的善行，上主要償還」（箴言十九：17）。結果，關山榮民隊隊長跟我說：「盧牧師，我們姑且相信你們的上帝這句話。」於是，他帶著一隊「榮軍仔」來參加告別禮拜，結束之後，就離開，不再打擾教會，也不去騷擾蕭兄弟的子女。 

告別禮拜是在禮拜日下午，全教會的兄姊幾乎全都出席，加上蕭兄弟所屬單位的「榮軍仔」弟兄，禮拜堂確實是擠得滿滿的。連鎮公所民政課的人員來參加都感到意外，一個普通的「榮軍仔」竟然有這樣光榮的告別場面。 

其實，只要全體會友都願意參加同教會兄姊的告別禮拜，不論他的身分地位、社會背景如何，都會讓非基督徒感受到溫馨、感人的信仰力量。我們若是這樣想：總有一天會輪到我，或是輪到我的親人舉行告別禮拜，若是同樣有這麼多人出席，必定會讓我們的親族、同事、好友得到溫暖，他們會認為我們的親友一定是在教會備受尊重，才會有這麼多人來出席。 

「甚麼是教會葬？」我們兄弟分享之後，共同的結論是：只要是由教會舉辦的告別禮拜，就是「教會葬」。所謂由教會舉辦，意思就是指整個禮拜是由傳道者或是小會負責安排的，這樣就是了。而不是由喪家自己負責安排一切，傳道者只負責講道而已，這種不能算是「教會葬」，這只算是借用教會禮拜堂，或是借用傳道者講道罷了。因為傳道者和小會的責任，就是負責禮拜事宜。因此，任何一個會友去世，由教會全權處理告別事宜，就是「教會葬」了。 

接續我在五月25日週報上面所寫的關於都市中原住民青少年的文章，關於這樣的議題似乎有討論不完的空間，因為這問題不是簡單的一篇文章就可以描述的透徹，甚至想要擬出萬無一失的策略，使我們可以依循。當然我們期待有一種最好的宣教策略，可以面對青少年的需要，但是方法可不簡單。這樣的思考只是一個開始，讓我們可以更多的瞭解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問題，這同時也是教會事工中青少年宣教的問題。 

接著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想去談談關於大專學生的部分。在都會區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大專學生，這也是一般社會中很普遍的現象，因為原住民接受教育的機會是越來越多；大部分有經濟能力的家長都會盡可能的在山下的小城鎮中租房子，一方面讓小孩子有更好的教會環境，另一方面是山上的老人家要就醫時，可以方便在山下的房子中養病，這是目前原住民家庭的一些生活狀況。而台灣社會目前大專院校的錄取率是相當的高，可以說考不上大學的是非常少數的，甚至我們看到有些學校及科系招收不到人，所以原住民要進入大學已經不是那麼的困難，除非那些在經濟上有很大負擔的人，否則進入都市中的大專院校就學應當是原住民青年必定要走的道路，因為以台灣目前到處都是大學畢業生、碩士生的情勢，若是沒有大專生的文憑似乎對未來的就業有很大的限制。既然如此，我們的宣教策略就應該來因應這樣的局勢，做出好的策略來培育大專青年的信仰。 

然而，以目前都市原住民教會的宣教策略及教會資源來看，我們根本無法滿足這群原住民知識份子的信仰需求，換句話說我們的教會目前無法提供良好的信仰環境讓原住民青年在大專時代的時候，就養成穩定聚會的生活，對信仰有所堅持。當然原住民青年不一定是全然要在長老教會體系的團契中得到造就才算是好，的確我們看見校園團契、真理堂、靈糧堂、浸信會等等，他們也在關心大專學生的信仰生活，若是原住民青年能夠在這些教會中受到良好的信仰教育，我認為這還值得安慰，因為不論哪一教派，能夠將基督的信仰扎根在大專青年心中，這都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情。然而這不是我們推託大專青年事工的理由。相反的，我們更應該積極的思考一些宣教策略來陪伴、栽培更多的大專青年，尤其是原住民的大專生。 

越是參與原住民大專學生的關懷工作，我越是覺得我們的教會在大專青年宣教這一區塊上面所做的工實在是相當的缺乏。以總會原宣的方面我們看到在人力資源的分配上，我們在北區原住民大專學生中心的人力資源上，我們清楚看見目前只有一位傳道人、一位助理，而他們要服務的區域是桃園以北、台北縣市的大專院校，事實上光是能夠關懷台北縣市內的大專學校就不只需要兩個工作者了，所以目前的原住民大專事工人力資源可以說是相當的貧乏，它就像是一天只吃一餐的幼童，飢餓的情況已經可以用「皮包骨」來形容。若是以平地教會的台北大專學生中心作例子，目前他們有三位牧師、三位傳道人、兩位助理，總共八位工作者。相較之下，原住民教會真的要更加的努力，當然台北大專中心在資源上有台北中會及七星中會在支持協助，所以他們可以以這樣的規模來服務大專青年，那麼回頭看看原住民的教會，有哪些原住民中會在長期、固定的支持原住民的大專中心呢？同樣的問題是我們要問，原住民教會的都市宣教策略在哪裡？目前的原住民人口已經大量的移往都市中了，而我們的教會在都會區中卻是寥寥無幾，在面對大專青年的工作上也可以說是人力單薄，心有餘而力不足，這真的是原住民教會十年、二十年後的危機。因為我們的知識份子、青壯年已經離開教會了，而沒有離開教會的也有一半是在他教派中，那麼原住民長老教會的未來在哪裡？ 

從校園的角度來看這問題，我們看見原住民大專學生在校園中能夠聚在一起，能夠保有自己的特色的（包含堅守文化的特質、持續教會或團契生活）實在是非常少。以台灣大學為例，據了解約目前有兩百多位原住民身份的學生在那裡就讀，而參與原住民文化性質社團活動的學生差不多有二十位左右，這比例大約是十分之一。而這些參與文化性社團的學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不到一半，等於說是不到十位。當然沒有參加文化性社團的學生也有是基督徒的，但是這些知識青年中有多少的比例是基督徒，甚至是有穩定參與教會、團契聚會的呢？我想這個數字可能會讓我們更擔憂。另外，我們從學生的活動中來觀察，原住民學生會認為參與文化性社團的活動是一種肯定自我身份認同的作法，和原住民同學在一起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尊重與歡樂的氣氛，但是在文化社團的聚會內容中有多少是在深刻的思考文化與信仰的關連、信仰價值觀的議題？而我們的教會如何影響這一代的原住民大專知識份子？這些問題很需要我們以行動來關心！（續…）